◎王景弘
在童年時代,很多人都有隨母親、祖母去大廟小廟,拿香跟著拜的經驗,但都不知道在拜什麼,只聽大人說,有燒香就有保庇。
受兩蔣國民黨教育的世代,一上學便學會拜孫中山遺像,同樣都不知道在拜什麼,為什麼要拜,而且現在還有人積習難改。
國民黨地方角頭系統的立委張麗善,一聽有人提案要免拜孫中山,立即抓狂,拉行政院長與立法院長向孫中山像哈腰。可以打賭,她不知道自己在拜什麼。
立委陳學聖要競選國民黨主席,翻箱倒櫃,搬出「三民主義」當寶貝,國民黨的救命丹。他一定沒讀過非國民黨認可的三民主義評論。
一個拜神化偶像,或學習「繼承」鬥爭老套的政黨,不會有前途;被人洗腦,到資訊開放後仍麻醉在威權教科書的人,只能繼續當人家的奴才。
國民黨制定的憲法、教科書、獨裁決定,都把孫中山稱為「中華民國」的創造者,尊為「國父」,「三民主義」列入憲法,黨歌變成「國歌」。這些圖騰,在孫中山的祖國被拋棄,卻強加在與他的主張時空不相干的地方。
孫中山自己都不敢說他創立中華民國:從一八九五年到辛亥革命的十六年中,他都流落在海外,所謂十次起義,他只有在第六次鎮南關起義,曾到革命軍占領的砲台陣地住過一夜,而那是他十六年間唯一一次回到大清統治下的中國。
辛亥革命他既未參與,也不知情,人在美國中西部丹佛,看報才知道武昌起義。撰寫「孫中山:他的一生與意義」的美國學者莎曼(Lyon Sharman),評價孫中山對革命的貢獻主要有二:宣傳革命與籌款。
十次起義,大多數是由同盟會的共同發起人黃興所領導。新軍在武昌起義扮演重要角色,而各省紛紛宣布獨立響應,漢族軍頭袁世凱挾兵權自重,得以逼清帝接受優厚條件退位;推翻滿清的革命,孫中山既非實力人物,也非直接行動人物。
推翻滿清只打倒一個大皇帝,卻產生許多小皇帝;軍閥、政客劃地稱王,並沒有「建立民國」之實。到了「民國十二年」,孫中山還只是退居家鄉廣東的小軍閥,想整軍「北閥」做第二次革命,卻成北上就醫,在北京去世。
以如此事實,中共稱孫中山是中國現代革命的「先行者」,比國民黨把他神化、尊為「國父」,更切合實際。國民黨替他造神,那是他手下爭奪繼承權的封建思維,而孫中山能被造神,是因「三民主義」被捧成國民黨的聖經。
莎曼認為,如果沒有「三民主義」,死後的造神運動便缺少可用的文獻。因為孫中山看列寧革命成功,他卻失敗,決心接受蘇聯顧問,仿列寧黨之制,一九二三年改組國民黨,把黨置於國之上,並以「聯俄容共」為新政策。芭庫拉(Hannah Pakula)在「最後的皇后:宋美齡與現代中國的誕生」一書,引用孔祥熙的回憶:國民黨依俄國顧問鮑羅廷的建議,孫中山身後要像列寧一樣加以神化。
神化的第一步就是立遺囑,由汪精衛執筆,在他去世前一天,趁他略甦醒時唸給他聽,由宋慶齡扶著他的手簽字。想爭奪繼承人地位的黨內要人,便拿遺囑造神,尊他為國民黨永遠的「總理」、「國父」,舉國上下要對他的遺像三鞠躬,朗讀遺囑,學習三民主義,成就了他在世之日沒有建立的地位。
曾編輯孫中山英文文件的莎曼指出,以孫中山十六次演講紀錄出版的「三民主義」,屬於東拉西扯的漫談,缺乏嚴謹的思考,左右各派在它蕪雜的內容中,可各取所需,證明自己「正統」。他抄美國民主,卻三權變五權;講民主,卻搬列寧共黨專制;把民生主義等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既成功,卻還要「軍政、訓政」;他不是原創的思想家。
國民黨拜孫中山拜到亡國,流落台灣還要強迫人民跟著拜,但台灣的民主早已超越他的建國方略,台灣的自由市場經濟,與他的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南轅北轍,台灣自己國家的認同,也不接受他在推翻滿清後才虛構的「中華民族」。
孫中山遺囑和三民主義,不是針對台灣人,在近百年後的台灣更不適用,但居然還有人堅持拜他的遺像,崇拜他東抄西抄的三民主義,這種黨、這種黨員沒有救藥。(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