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約翰
烏俄戰爭爆發近兩週，鋪天蓋地的假訊息在社群平台上到處散播，不少台灣人將自身處境投射到交戰國，大家在關心戰事的同時，面對各種真假難辨的假訊息，通常都選擇對自己支持的一方有利的廣為散佈，平常培養起來的識讀能力又倒退不少。
假訊息自古以來就是戰爭手段之一。大眾傳播研究的興起，一部分就是因為想了解二戰前納粹宣傳何以有效，又要如何對抗；十九世紀後半，美國赫斯特與普立茲兩位互相競爭的報業大亨靠著鼓吹美西戰爭、宣揚國家利益至上大賣報份。可以說，傳播媒體也是戰爭機器的一環，也是靠戰爭獲取利益的一方。
有了以上認知，就可以了解，為什麼這次烏俄戰爭有這麼多的假訊息。這場將美、歐、俄全面捲入的戰爭，使西方媒體不得不選邊站，而且在冷戰架構的遺緒下，選的是過去所謂民主陣營的一方；俄國則一直是資訊戰的高階玩家，雙方都有動機、也有能力散佈假訊息，也因此這場戰爭的假訊息之多遠勝過往。
然而，動機和能力並不足以完成假訊息的病毒式散播。二戰時期宣傳工具靠的是傳統的電影、廣播、報紙等大眾傳播媒體，傳播的方式是一對多再加上意見領袖兩級傳播的單向模式；社群時代的宣傳工具則是需要接收資訊的各個節點横向連結擴散，接受資訊的人再把資訊擴散出去，才算是完成這個傳播過程。在這樣的模式下，接受資訊的人有沒有能力分辨資訊真假就變得十分重要。
不過在戰爭面前，有時連事實都要低頭。傳播有利己方的假訊息變成義務，事實查核變成敵人。如果這樣的想法被視為理所當然，戰爭結束後，又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回到追求事實的道路上？可能就一去不回了。
筆者的建議是，無論媒體還是社群用戶，不能因為戰爭，就無視資訊的真假。新聞媒體本來就有各自的意識形態立場，影響其取材、走向等產製過程，但受人信賴的新聞媒體，不是因為沒有立場，而是不會讓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高過事實，編造神話。這是新聞業發展一路走來得到的教訓。
在社群時代，每一個用戶都身為傳播過程的一份子，也因此應該把自己視為資訊傳播者。不但不應該讓自己的意識形態立場影響對事實的判斷，形成有利我方都是真的、有利對方就是假的這種雙重標準，也莫因是戰爭就放棄判斷能力，變成平時很慎重、戰時隨便傳假訊息的雙標。
（作者是世新大學傳播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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