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濁水
「既檢討不三通，又放寬對中國投資四十％上限，鬆綁戒急用忍，錢全都跑到中國去投資了，資金被排擠了，還談什麼投入創新高階製造？」這是反三通朋友對我的質疑。我應該回答的。
台灣社會有這樣的一般印象（包括李前總統）：一、認為上世紀有戒急用忍，所以對中國投資大幅壓低，到了二○○○年陳總統時代大幅鬆綁導致大幅上升；二、這既導致對台灣投資不振；三、也是經濟成長趨緩的原因。
這印象深入人心，卻與事實不符，首先我在《共同體》一書中指出，李前總統在九○年代初主張以中國為台灣經濟腹地，大舉開放對中國投資，中間雖經九六年後戒急用忍，但對中國投資金額一直居高不下。中國統計「到位」的台資，九三年到九九年的七年間平均三一．三八億美元，相反的，二○○○年到二○○五年才平均二九．八一億美元，略有降低，數字雖差別不大，但九○年的企業規模和這幾年實在不可同日而語，例如鴻海九九年營業額才三八二億台幣，但二○○五年躍升到四二一六億台幣，足足十一倍，所以同樣約三十一億美元在不同年份，意義是天差地別。
其次，在對中國投資額度高的九○年代，台商其實對台的投資額度反而高，台灣國內固定投資佔ＧＤＰ比穩定地維持在廿二％到廿四％的合理幅度，相反的，在對中國投資已實質萎縮的本世紀，固定投資佔ＧＤＰ最高反而只有二○○四年的二一．一六％，而二○○一年到二○○三年都低於廿％，達到令人擔心的幅度。
第三，無疑的九○年代，對中國投資雖大於本世紀，但經濟成長率反而高於本世紀。
從數字上看來，上述的三個刻板印象明顯是錯的。
儘管如此，大部份廠商一旦對中國投資設廠，則關閉台灣的生產線，這是非常不幸的，只是面對四小龍以外東協中國等投入全球化的生產後，勞力密集外銷產業失去競爭力，不外移，恐怕也只能關廠。
在李前總統推動以中國為腹地策略後，台商大舉西進，台商逐漸在中國如東莞等地形成聚落，產生的拉力已不是九六年戒急用忍擋得住了，到二○○○年時，電子業留在台灣生產的產值已經降到四十九％了，所以在二○○一年後，台灣筆記型電腦大廠老闆在回答為什麼把生產線全搬過去時說：「零件全都在那邊了，我不過去怎麼跟人家競爭？」何況如當時能有航空貨運，台灣組裝業還可能留住，問題是沒有。
黃天麟前輩質疑競爭力那麼強的筆記型電腦和主機板為什麼也都去，原因在此。同時因為ＮＢ和ＭＢ是最後的組裝階段，所以一旦搬過去，就電子組裝業而言已搬無可搬了，也因此陳總統雖然大幅開放，台灣對中國投資年平均額反而低於李前總統時期，這樣三不三通、開不開放四十％都已無意義了。
（作者為前民進黨籍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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