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難民故事背後的吶喊
近年來國際局勢動盪，無論是阿富汗戰爭、敘利亞內戰，還是正在發生的俄烏戰爭，無情的戰火造成大批民眾被迫成為難民。我們常從新聞媒體看見難民的苦難故事，你是否想過難民希望透過故事傳遞哪些訊息？故事本身又如何影響難民的人生？中央研究院 112 年「知識饗宴—王世杰院長科普講座」邀請院內歐美研究所王智明副研究員，以「難民故事：權利、自由與尊嚴」為題，聚焦三部有關北韓難民的故事文本，探討難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行動中脫離身分枷鎖，找回屬於自身的權利、自由與尊嚴。
2021 年 8 月 16 日，一架 C-17 美軍運輸機載著逃難的阿富汗民眾從喀布爾機場起飛，沒搭上飛機的民眾奮力爬進輪艙或緊緊抓住機身，造成多人從空中摔落死亡。
圖｜AfghanUrdu Twitter 影片翻拍
2021 年 8 月，美國結束長達 20 年的阿富汗戰爭，美軍陸續從阿富汗撤軍、塔利班政權開始接管全境。8 月 16 日，一架 C-17 美軍運輸機載著逃難的阿富汗民眾從喀布爾機場起飛，大批沒搭上飛機的民眾奮力爬進輪艙或緊緊抓住機身，造成多人從空中摔落死亡。
這架平時只能搭載一百多人的運輸機，最後超載了 640 名阿富汗民眾。他們滿心期待奔向美國「自由」的領土，但在降落卡達烏代德空軍基地的那一刻，他們瞬間成為阿富汗「難民」，在前方等待他們的是漫長艱辛的特殊移民簽證申請。
身在臺灣的我們可能很難想像被迫成為難民的辛酸，但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王智明副研究員發出提醒：
事實上，難民議題並非遠在天邊，難民可能就在我們身邊，甚至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
不論是 1949 年國共內戰的大江大海、1975 年越南難民的投奔怒海，還是 1980 年代時有所聞的反共義士，難民都與臺灣歷史的脈搏相應，乃至成為血脈相連的一分子。
為了啟發人們對難民議題更立體的理解與關懷，王智明特別以「難民故事：權利、自由與尊嚴」為題，分享難民之於民族國家的批判意義，並聚焦三部有關北韓難民的故事文本，探討難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行動中脫離身分枷鎖，找回屬於自身的權利、自由與尊嚴。
人們成為難民的原因？臺灣也有難民相關歷史？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 2022 年 6 月發布的《全球趨勢報告 2021》，截至 2021 年為止，全球被迫流離失所者高達 8 千 930 萬人，其中有 72% 難民在鄰近國家接受庇護，但這些收容國中卻有 83% 屬於中低收入國家。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些難民人口中，有將近一半（約 41%）是急需援助的未成年兒童。
王智明提到，這些數據清楚指出，難民問題是一個正在發生、亟待解決的國際議題，歐美國家對於相關援助措施已有很多討論，但值得我們追本溯源反思的是：是什麼原因迫使人們逃離家鄉？難民議題與你我又有什麼關聯？
敘利亞庫德族男孩 Aylan Kurdi 在搭船逃難途中不幸溺斃，其遺體倒臥在海邊的照片迅速在全球流傳，引發國際社會對難民人道救援的關注。圖為出現在德國法蘭克福港口旁的塗鴉畫像。
圖｜Wikimedia
造成難民的原因除了戰爭以外，經濟發展機會的缺乏、極端氣候導致的飢荒、威權政體對生命的威脅等，都可能迫使人們冒著生命危險遠走他國。我們會為逃難途中溺斃的敘利亞兒童落淚，關心俄烏戰爭下失去家園的烏克蘭人民，這些出於人道的情感相當重要。但是難民只是遠在他方的他者嗎？臺灣是否曾有與難民相關的歷史記憶呢？
事實上，臺灣也曾有一段庇護難民的歷史。近期推出的公視紀錄片《彼岸他方》，帶我們回到 1978 至 1988 年的澎湖白沙鄉講美村，這裡曾設立一處「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中南半島難民接待中心」，專門用來收容 1975 年北越共產陣營統一全境後出逃的越南人，10 年間曾收容 2 千多名越南難民。
這些來自越南的難民，多數是在越南討生活的華僑，他們能被臺灣接納，也多半與他們的「華僑」身分相關。他們有些人後來選擇入籍臺灣，更多則再轉移至他國。看似和平的結局卻是一連串問題的開端，進入臺灣社會後，他們究竟是難民還是同胞？是陌生人還是自己人？是苦海求生的平凡人還是反共義士？這些矛盾的疑問凸顯了難民議題的複雜性，背後關乎的不僅是人道救援，還涉及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問題。
難民如何敘述自身故事？故事本身如何形塑難民？
許多敘述難民故事的作品皆試圖探討複雜的難民議題，王智明特別注重的是：難民如何敘述自己的故事？而故事本身又如何形塑難民？就他的觀察，難民的故事通常圍繞著權利、自由、尊嚴的喪失與追尋。
王智明舉詩人 W. H. Auden 的詩作〈Refugee Blues〉為例，傳達難民喪失權利的內心掙扎與尷尬處境。其中一段詩句描述難民試圖入境他國卻拿不出護照的情形：
領事拍著桌子說，如果你沒有護照，在法律上你就算死亡。但我們還活著，親愛的，但我們還活著。
詩中諷刺的指出，一旦成為難民，身分證明文件比人本身更為重要，因此如何取得合法證件成為難民故事的核心關鍵。另一方面，「故事」本身也可能成為協助難民獲救的「證件」，一段動人的故事能讓難民獲得被外界接納、自我療癒的機會。
但是逃難故事的單一化、奇觀化，也可能窄化了難民的形象，遮蔽了難民經驗的多樣性。畢竟難民經驗不是只有逃難這一端，抵達之後的生存狀態亦是難民經驗極為重要的成分。王智明特別選了三部有關北韓難民（脫北者）的故事文本，讓我們從不同視角體會：難民如何被期待去講述一套有既定劇本的故事，以及故事本身如何形塑並影響難民的人生。
三部脫北者故事：從不同視角翻轉難民印象
朴研美（2016）《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
圖｜大塊文化
第一部作品是朴研美寫的《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In Order To Live）。朴研美的脫北故事讓人一窺北韓鐵幕政權下，平民百姓真實的生活樣貌。作者為了逃離北韓，冒著生命危險橫渡冰凍的鴨綠江、逃離掮客和黑幫的魔爪、跨越荒涼的戈壁沙漠後抵達蒙古，費盡千辛萬苦才得以搭機飛往南韓。
朴研美的脫北歷程如同一段冒險故事，也是一個相當「典型」的難民故事，符合多數人對難民的既定認知。然而，王智明提醒，並非每個難民都有相同的經歷，但每個人所經歷的痛苦都是無法類比的。
多數讀者習慣用一種「奇觀式」的視角觀看難民故事，藉此激發對難民苦難經歷的同情心。王智明認為這情有可原，因為只有在讀者惻隱之心被啟發後，我們才有可能去理解和同理難民的處境。但王智明也向大眾拋出疑問：
我們會不會因為難民來自北韓、敘利亞、阿富汗等威權國家，因而產生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這是在閱讀難民故事時值得反思的問題。
Krys Lee （2016） “How I Became a North Korean”
圖｜Penguin Books
第二部作品是韓裔美國作家 Krys Lee 寫的《How I Became a North Korean》。故事發生在中國和北韓的邊境，主角是一名住在中國的朝鮮人，他曾到美國生活，後又回到中朝邊境。在誤打誤撞下被誤認成脫北者，發生從「移民」變成「難民」的身分錯置。
書中詳實描述脫北者在逃難過程中遭遇的各種威脅。某些女性被迫成為性工作者，或被賣給有殘疾的中國男子為妻。男性則可能受黑幫的暴力壓迫，淪為沒日沒夜出賣勞力的黑工。在中朝邊境中的他們無所依靠，既要尋求日常溫飽，又要躲避警察，只能依賴教會等人道救助團體的協助，但是人道救助並非全然無私。
王智明發覺，這部作品最特別的是，翻轉了拯救者與被拯救者的刻版印象。看似拯救者的教會卻是脅迫者之一，以向警察檢舉來威脅脫北者信教。看似被拯救者的主角，最終還是得靠自己的力量恢復自由身，並拯救其他脫北者。更關鍵的是，當他們成功抵達南韓之後，脫北者的身分並未隨之褪去，反而纏繞其身，成為恐共的南韓社會歧視他們的理由。
Cho Haejin （2019） “I Met Loh Kiwan”
圖｜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第三部作品是韓國作家 Cho Haejin 寫的《I Met Loh Kiwan》。故事的主要敘述者是一名韓國記者，他受到脫北者 Loh Kiwan 的啟發，踏上一趟追尋難民經歷的旅程。故事重點不在敘述脫北過程，而是聚焦探討脫北者來到異國後的生活。
故事的敘事者亦步亦趨地來到比利時，探訪 Loh Kiwan 曾落腳的地方，感受與思考作為難民的他曾遭受過什麼樣的待遇，如何以極為有限的資源度過初到比利時的每一天。包括被旅館的接待人員白眼和冷待，保存早餐的麵包作為一天的食物，沒有工作與方向，面對自己饑餓與他人幸福間的巨大落差，以及在異國語言和文字裡的苦苦掙扎。
「Loh Kiwan 在此化身成一個象徵、一條線索，讓讀者投身在難民經驗中，走一遍難民到異國後可能遭遇的經歷。」王智明點出該部作品在敘事角度上的特殊之處。
故事結局相當振奮人心，Loh Kiwan 在餐廳遇見一名菲律賓難民，她得到去英國的機會，而 Loh Kiwan 也願意一同前往。他們看似拋棄在比利時好不容易獲得的安穩生活，事實上正逐步擺脫被援助者的身分枷鎖，靠自己的力量去學習新語言、適應新環境，如同一般人一樣擁有真正的尊嚴。
「我們只想活得像個人！」撕掉刻板標籤，看見故事背後的真實訴求
這三部作品呈現了不同的敘事視角，包括難民的自我表述、既定認知的翻轉、難民異國經歷的反思。經由閱讀這些故事，我們對難民的認識，將不只停留在「受援助者」或「被同情對象」等刻版標籤之中。
王智明更提出另一個認知陷阱，也就是脫北者常被放在反共敘事下來理解，脫北行動代表反對獨裁的金氏政權、肯定自由民主的價值。但是當脫北者真的來到民主國家後卻發現，他國政府與人民並沒有想像中的寬容，反而要求脫北者服膺特定的反共義士形象，更在無形間將其「他者化」，在公民與難民之間劃出一道界線。
朴研美曾提到當初決定脫北的原因：「我們只想活得像個人！」沒有人願意成為難民，通常也不是為了特定政治目的，多數人只是為了追求可以「活得像個人」的基本人權。然而，所謂的「人權」卻是說的比做的多，雖然聯合國人權公約有明文規定保障所有人類的權利，卻少有國家可以明確執行。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說：「沒有了公民權，也就沒有了人權」，但真正能取得公民權的難民通常少之又少。面對人權的弔詭，鄂蘭甚至刻意主張：「難民最需要的就是名聲，什麼樣的名聲都好，只要能鬧事、被看見，就有爭取權利的機會。」
換言之，那些沒被看見、聽見的難民，就沒有被理解的機會。雖然難民的故事可能將難民「他者化」，但王智明認為，我們更應該關注故事背後的情感和聲音，因為這些聲音恰恰是難民訴求被聽見的機會。
在演講的最後，王智明將難民議題再次拋給眾人反思。在臺灣這個由多元族群組成的移民社會，我們正面對美中勢力多方較勁、臺海周邊詭譎多變的局勢：
我們都是外來者，我們也可能成為流亡者。希望他們的故事不會成為我們的經驗。
期許眾人能透過不同的難民故事，與原本不熟悉的世界建立聯繫，看見權利被長期忽視的族群，喚醒我們對人權與正義的關懷。當我們能進一步理解並尊重難民的經歷，認真思考造成難民傷痛與移動的歷史，才有化解歧視、寬容接納外來者的可能，實踐真正的社會正義。
整理撰文｜劉韋佐、田偲妤
責任編輯｜田偲妤
美術設計｜蔡宛潔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研之有物 「我們只想活得像個人！」洞悉難民故事的刻板標籤與人權弔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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