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伯威
2016 年 8 月，蔡英文政府在總統府發表《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宣示政府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態度。
至於什麼是原住民族，為什麼需要轉型正義？為什麼我們需要討論呢？
自從 17 世紀荷蘭人開始統治台灣以後，歷代的統治者對於島嶼原來的主人，藉助統治上的優勢，不斷壓縮原住民族的生存空間。
荷蘭及鄭成功政權對於西部地區族群，不是屠殺就是經濟上的剝削；清朝統治時期，雖然採取「隔離」措施，但也步步進逼，甚至到了 19 世紀末期的「開山撫番」政策，若不服從漢化措施，即以武力征服、鎮壓。
進入日治時期，總督府藉由「理蕃政策」，將同化及鎮壓的手段，深入各部落之中；末期更以「皇民化政策」灌輸各族群大日本臣民思想。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之下同樣換湯不換藥，將「山地同胞」視為「炎黃子孫」，推廣「山胞」的「國族認同」，加速同化政策。
進入日治時期，總督府藉由「理蕃政策」，將同化及鎮壓的手段，深入各部落之中；末期更以「皇民化政策」灌輸各族群大日本臣民思想。圖為薩拉矛事件（1920）後參與事件的霧社族人和日人的合照。（網路）
一切對於土地、文化或經濟的壓迫，到了 1980 年代末期才出現制度性的轉機。
原民法制何時起飛？
1984 年，「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主張「原住民」才是臺灣這塊土地「原本的主人」，為原住民族的主體性開了第一槍。
1990 年代的歷次修憲中，起初規定保障「山胞」的參政權，之後更就「原住民」、「原住民族」等概念正名，也將對原住民族的保障，列入憲法基本國策之中。
2000 年代，陳水扁政府上台後，為兌現選舉時「新夥伴關係」的承諾，開始逐步推動相關法令的修正與制定，2005 年公布的《原住民族基本法》，可說是一個重大里程碑。
圖為1987年4月3日，范德雄參與東埔布農族抗議「挖我祖墳」事件，范德雄（左一）和胡德夫等人，舉著「反對！漠視原住民文化」布條，抗議「挖我祖墳」。（圖翻攝自民報）
但有了這些法律之後，真的能落實所謂的轉型正義嗎？
2016 年，最高法院審理 Talum Suqluman（王光祿）案非常上訴，認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野生動物保育法》的相關規定，可能有壓抑原民固有文化的疑慮，違反了《兩公約》及憲法相關規定，因此向大法官聲請釋憲，不過迄今大法官仍未針對本案作出解釋。
回到整體法律制度的問題，我們必須更進一步思考的是，中華民國現有的法律體系下，能否有「原住民法」體系的容身之處？
我們得先回頭思考「轉型正義」在台灣實踐上的意義。
圖為2018年王光祿（中左）希望大法官開啟憲法法庭。（資料照）
為何原民轉型正義仍只聞樓梯響？
吳乃德教授對於「轉型正義」是這樣認為的：
「轉型正義」指的是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處理「正義」的工程，包括處置加害者的正義、回復受害者的正義，以及歷史與真相的正義。
但是，從過去到現在，我們在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議題上，似乎仍找不到跨出「轉型」的第一步。吳豪人教授即指出，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最大的癥結點在於，我們無法理解「原住民族法律」與「中華民國法律體系」之間的格格不入，當我們仍嘗試原住民族套入中華民國現行的法律架構時，永遠只能治標不治本。
更細緻來說，對於這樣的議題，從根本來看，多數原住民族「人屬於土地」與現代法律「土地屬於人」兩個互不相容的想像之下，在現行的法律架構中實踐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終究連「轉」本身都有困難，遑論正義。
許多學術研究也提到，許多原住民族的傳統規範裡，其實頗有現在常提到的「修復式正義」色彩存在，像是排灣族語言上，只有「惡」卻沒有「罪」。人類學文獻上也發現，在泰雅族中有「一個人犯罪，等於是全部落犯罪」這樣的觀點，也就是對於「個人」犯罪的想像，是從「集體」的角度出發，藉由「和解」作為對加害者的「懲罰」手段，洗淨因為犯罪導致社群集體的污痕。
吳豪人教授指出，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最大的癥結點在於，我們無法理解「原住民族法律」與「中華民國法律體系」之間的格格不入，當我們仍嘗試原住民族套入中華民國現行的法律架構時，永遠只能治標不治本。（資料照）
在「原住民族法律」與「中華民國法律體系」兩者框架無法結合的情況下，實踐原住民族轉型正義須走向「自決」乃至於「自治」，以「族群」作為主體，根本上不以中華民國的框架建構原住民族，也許才是可行之道。
不過，在現在社會的情況下，恐怕這條路，會非常的漫長，即便如此，仍是這塊土地上共同生活的每個人，為了攜手面對未來挑戰，需要一起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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