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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

自由共和國》吳乃德/轉型正義的台灣想像

2020-06-01 05:30

吳乃德/中研院退休研究員、民間「真相和解促進會」創會會長

想像台灣終於有了致力轉型正義的正式組織,然後想像這個組織的工作。

轉型正義的理念很簡單:如何補償受害者、如何對待加害者、如何以真相為基礎保存歷史記憶。可是三項工作都涉及複雜的倫理和政治議題。它們共同的目標是:於長久受威權統治的社會中建立民主文化,同時達成政治和解以共同營造民主的社會。想像中的轉型正義組織在從事哪些工作呢?

剛脫離威權統治國家的轉型正義工作,都致力於收集檔案和政治迫害的資料。台灣民主化至今超過三十年,歷史學者已經蒐集甚多檔案、研究加害體制、也訪談了甚多受害者。檔案之繼續發掘和蒐集,政治檔案法已指定檔案管理局為權責機關;該機構也在專家學者的協助下從事過六波檔案蒐集工作。後續檔案的整理、保存、開放應用等長期事務性工作,可由其承擔。

想像中的轉型正義組織有更重要的任務:帶領社會討論涉及的倫理和政治議題。既是倫理和政治議題,就不可能有標準答案,也不應該定於一尊。不過,公共論述至少能讓社會大眾了解雙方的立場,以及雙方所處的歷史情境。謹慎的論述即使無法成就共識,對不同立場和歷史情境的理解,仍然有助於和解與共生。帶領社會討論這些議題以助民主文化的建立,將是想像中台灣的轉型正義組織最重要的任務。

誰是受害者?

轉型正義工作涉及的議題中,對受害者的賠償最為單純,可是仍然有不容易解決的倫理、政治和歷史難題:如何定義受害者呢?國共內戰延續至白色恐怖時期。從中國潛入及在台灣招募的共產黨地下黨員,至少有兩千多名。其中有些已經被中國政權供奉為革命先烈。被監禁或槍決的地下黨員是受難者嗎?二十多年前立法院討論補償條例的時候,國防部的代表就質疑:目標在推翻中華民國的共產黨員,加以補償算是「正義」嗎?

如今我們清楚中共政權的殘暴,有人質疑:欲讓台灣人被這種政權統治的人,是受難者嗎?如果他們都可以被除罪,未來所逮捕的中國間諜可以加以判刑嗎?判刑監禁之後是否也要加以補償?想像中的台灣轉型正義組織,帶領著社會討論其涉及的司法、政治和歷史問題。如果台灣社會能有比較成熟的見解,在當時的特殊歷史情境下加入共產黨的人,或許也可以獲得安心。

如何判定加害者?

加害者的判別更為複雜。所有接受上級指令或根據當時法令,而侵害人權、傷害文明價值的公務人員,都是加害者嗎?或者他們只是統治機器中不會思考的螺絲釘?過去五十年的眾多研究,都指出鄂蘭的《邪惡的平庸性》是對納粹協力者的天真誤解。有論者認為,鄂蘭提出這樣離譜的解釋是在為她的情人老師海德格脫罪。知名哲學家海德格是納粹積極支持者,戰後在鄂蘭的促銷下重新獲得名望,雖然他從來沒有為其所作所為道歉。如果接受指令做出加害行為的公務員,並非不會思考的政權螺絲釘,那我們可以對他們做道德、甚至法律追究嗎?

上次的地方選舉中,國民黨新北市長候選人侯友宜先生被指摘為加害者,因為他是拘捕鄭南榕的帶隊警官。這個議題在選舉期間引起甚大注意,是台灣社會討論這個重要議題的好時機。如果侯友宜是加害者,我們可以要求他道歉、甚至期待他退出選舉,那將是很好的公民民主教育。如果他不是加害者,台灣社會就應將公道還給他、也還給無數在威權體制中工作的公務人員。特別是在選舉期間,答案對當事人的權益影響甚巨。想像中的台灣轉型正義組織,充分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帶領社會討論這個重要議題,進一步形塑了民主文化,也提升了公民的政治理解及和解。

真相何在?歷史如何記憶?

歷史真相的疑問不只影響我們的歷史認知,也影響和解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或許是二二八事件的死難人數及蔣介石的責任。蔣介石政權沒有在事發之後及時處理這個重大事件,反而讓它成為政治禁忌,因而遺留給後代太多的負擔。因為無法研究、無法討論,結果是有太多的歷史疑點,太多的以訛傳訛。

歷史真相的疑問不只影響我們的歷史認知,也影響和解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或許是二二八事件的死難人數,以及蔣介石的責任。(資料照)

郝柏村先生曾經對死難人數提出質疑:如果死難人數真的為數兩、三萬,那如何解釋只有八百多人申請補償?他的質疑引起許多人、特別是敵對陣營政治人物的撻伐。想像中的台灣轉型正義組織,將自己視為歷史法庭:發掘真相、判定加害者。身為威權統治團體的重要成員,郝柏村是被控訴的一方,有權對指控提出質疑和挑戰。這是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剝奪對方質疑的權利,以「在傷口上灑鹽」壓迫挑戰者禁聲,並非我們期待的民主文化。

蔣介石在二二八屠殺中的責任,對政治和解、歷史評價都是重要的議題。台灣的歷史學者曾經做出「有罪」的判決。想像中的轉型正義組織,將自己視為歷史法庭,謹慎評估所有的證據及法理的論述,做出審慎的判定。想像中的台灣轉型正義組織,積極、主動地帶領社會討論這個重要議題。即使無法達成共識,也有助於相互的理解。

另一個爭論是中正紀念堂的存廢。它涉及政黨的歷史記憶和價值傳統,因此引發甚大的關心和爭論。討論這個議題之前,必須先討論兩個議題。第一是「如何評價一位政治領袖?」台灣社會從來沒有討論過它。第二是「民主社會如何對待逝去的威權政治領袖,即使他有功績?」台灣社會也沒有討論過它。想像中的轉型正義組織,積極地帶領台灣社會及所有的政治勢力,深入討論這個問題。即使不能獲得共識,至少讓失望的一方可以理解。

社會信任的想像

轉型正義是眾多新民主國家共同面對的課題,可是每一個國家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和政治情境。想像中的轉型正義組織,充分了解台灣和其他國家的共同性及獨特性。共同性值得借鏡,獨特性則讓他們謹慎地尋求建立民主文化的獨特方式。

最常為國人借鏡的是德國和南非的經驗。猶太大屠殺在人類史上非常獨特。其邪惡程度及支持納粹之普遍,讓德國人在戰後一整個世代,為了共同營造民主社會而刻意加以遺忘。恢復歷史記憶的新世代,對極端邪惡的強烈反應,也為了刺激歷史的反省,甚至對集中營低階工作人員作司法追訴。這是世界獨特的例子,不值得效法。可是新世代的德國人將反省和警惕,深深植入教育課程的努力卻值得借鏡。

南非經驗是轉型正義領域中受注目的案例,抓住了全世界的目光和想像。然而在國內卻廣受批評,甚至成為「政治不正確」。批評的標竿案例是曼德拉當時的妻子溫妮,對其殺戮黑人同胞沒有完整交代罪行、甚至沒有道歉,仍然獲得「真相和解委員會」的刑事豁免。南非經驗雖然有許多缺失,許多地方仍然值得參考。

南非經驗是轉型正義領域中受注目的案例,抓住了全世界的目光和想像。然而在國內卻廣受批評,甚至成為「政治不正確」。批評的標竿案例是曼德拉當時的妻子溫妮。(路透檔案照)

白人政權和反抗的黑人運動,都曾經做出大量的殘害行為。執政的「非洲民族議會」成員因此拒絕和「真相和解委員會」合作。委員會主席屠圖主教廣受社會信任、被視為南非的良心,公開威脅要辭職才逼使曼德拉命令其同志加以配合。想像中的台灣轉型正義組織為了成就民主文化,不但無懼於違反社會主流意見,也不惜得罪當權者。它因此獲得社會的信任。不論從事者多麼堅守政黨中立,轉型正義涉及歷史記憶和道德評價,必然讓某些政黨受到傷害,其他政黨得利。因此,從事轉型正義工作的機構獲得社會信任,是成功完成任務的必要條件。

委員會的副主席玻廉是白人法學者,他和屠圖主教都沒有支領政府的薪水。屠圖主教有教會的薪資,玻廉的薪水則是向企業募款。雖然獲得社會的高度信任,他們還是盡量避免可能遭受的質疑。「真相和解委員會」在工作後期對壓迫工會的企業提出道德追究,讓捐助玻廉薪水的企業們都非常生氣。想像中的台灣轉型正義組織,拒絕了政府/執政黨的高官厚祿,因此也獲得社會的信任。

想像必然和現實有距離,想像也經常無法成真。可是如果沒有想像,人生異常無趣。沒有想像,政治也將失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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