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鈞
一國之農產品出口，絕對是硬碰硬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一國政府之力在協助該國農產品出口的角色扮演上，也大相逕庭，當中最值得台灣學習的還是日、韓經驗。同樣的，在調節國內農產品生產與出口之間的關係，更因為所站的角度不同而產生各異的決策模式。但追根究柢，國內農產品產銷失衡與出口之間的關係，到底是個甚麼樣的關係，既然前段期間媒體吵得沸沸揚揚，今天我們就來好好辯證一番。
大農 VS 小農
我們首先必須承認台灣農業就是「小農生產體系」，特別是與全球農業大國相比，台灣農民不論就耕作面積、生產模式到產值，均無法和美國、澳洲、巴西等國比擬；雖說台灣因地理因素與過去累積的精緻農業基礎，創下水產品與花卉的出口榮景，毛豆也因出口日本賺進大筆外匯，也被稱之為「綠金」；但這些都面臨國際市場後起之秀的挑戰，但仍能維持的主要原因仍在於「產品研發」與「市場差異化」。
這是小農體制國家的優勢，農民有更大的彈性與靈活性，但相對地需要公部門更多的前端品種權研發資源的投入，以及後端國際市場的行銷通路拓展。前者，農政單位的研發單位實有必要再投入更大的資源，特別是農業部一旦成立之後，如何有效整合更為外界關注；後者，過去有外貿協會，現在多了「台農發公司」正在努力拓展海外通路中。
對小農體系的台灣而言，政府的角色勢必得更關注前後端資源的整合，以搭建「平台」概念為核心，官方做為發起者與整合者，但不是市場商品最後的決定者。在這個部份，以日本JA（全農）、韓國aT（農產品流通公社）的經驗來看，政府的角色是背後的，不是台前的，就是要讓民間組織站在國際市場第一線，打通農產品海外市場通路的最後一哩路。
灣農業就是「小農生產體系」，不論就耕作面積、生產模式到產值，均無法和美國、澳洲、巴西等國比擬。面臨國際市場後起之秀的挑戰，但仍能維持的主要原因仍在於「產品研發」與「市場差異化」。（本報資料照）
從這個角度檢視，政府的角色再單純不過，就是從旁、從後台協助提供資源整合，特別農產品出口會面對的防檢疫問題、關稅問題、食安標準問題，以及海外行銷面臨的跨部門資源整合，自然無法由民間部門（組織、公司）獨力完成。相較於大農國家，小農體制國家對本國農產品出口所能給予的協助，根本是九牛一毛；國際強權決定了農產品國際貿易的遊戲規則，特別顯現在糧食作物出口，提升作為國家戰略物資的高度操作。最後這一點，根本是台灣這樣的國家，在國際農產品市場交易中無權置喙的。
有了這樣的認識論，我們才能回到農產品出口與產銷調節的辯證上。就小農體制的台灣來看，還面臨的從農人口老化、農村勞動力不足、智慧農業起步緩慢等結構性困境，絕對會是「調節產銷平衡優先於農產品出口」；特別是，當外界把「產銷過剩要靠出口一途解決」的時候，其實是曲解了農產品產銷失衡的結構因素。
就小農體制合理的體系來看，出口絕對不是「國內生產的賸餘」；同樣的，出口也不能根本解決產銷失衡。更深入地說，「就小農體制國家而言，農產品出口只是創造小農生產附加價值的重要路徑唯一」，也就是小農生產體系的農產品要能夠達到出口標準，絕非由個別單一農民完成，一定得經由「合作化組織（日本JA即為最成功案例）」的介面運作，輔以上述所論之公部門資源協助。
就小農生產體系國家而言，另一隻手必須積極地往海外市場的布局著眼，特別是如何「打團體戰」，把一個國家農產品特色形象藉由官官力量給推向檯面。這一點與大農體系完全不同在於，大農體系國家的農業生產已經達「跨國資本化」，根本無需政府之力就能完成海外據點拓銷。因此小農體系國家的「農業國家隊」其要義也在此，最值得學習的案例就是韓國的aT。
小農體系國家的「農業國家隊」最值得學習的案例就是韓國的aT。（at.or.kr）
可惜的是，小農體系的台灣在面對農產品出口與產銷調節這個問題上，沒有積極地認清自己的角色處境，很多時候政策被媒體輿論風向帶著走，或是資源整合力道不足造成的角色混亂，這些其實都算是枝微末節的瑣事。政策高度該看的是，面對這兩個看似殊異的問題：產銷調節與農產品外銷，其最深層的辯證關係是甚麼？如果不清楚自己「長甚麼樣子」－不清楚自身農業發展的困境與機會－永遠無法把這兩個問題給釐清。
最後衷心建議，在產銷調節與農產品外銷之間，必須建立一個「彈性：可大可小」的交集，而且是透過制度性、組織化模式所建構的「彈性交集」：隨時因應著產銷環境的變化，做出最適的出口選擇（也就是創造農產品的市場附加價值）；反過來，隨著海外市場布局的完成與出口訂單的穩定，反向對國內生產做出另一種調節（也就是與農民進行生產契作）。未來這樣的問題只會加劇，官方、民間必須好好坐下來思考這個嚴肅課題，不該再互相指責，才是農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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