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危機一：破滅的金縷衣
越來越多的人看出，民生和經濟都無法支持習近平繼續冒險；他的策略不太周詳，但卻激進而不留後路；這大概是他上台前沒有被看明白的一點，他最初向黨內隱藏了某些意圖，直至上台後才通過集權去推行。這損害了集體領導的初衷，因為即便是專制社會，沒有制衡的權力也是最大的變數，可能將政權帶上一條不歸路；但習近平相信局面一定會改觀，他只是需要時間。不過他可能沒察覺到，很多人在隱隱地懷念江澤民時期；而且習執政越久，這種懷念就越濃厚；當習近平進入第二任期時，人們幾乎看到任何一任領袖都會緬懷一番，並發表今不如昔的感慨。
而考察民間對習近平的評價，會驚人地發現他所招致的反感是所有領導人中最強烈的；人們認為他的缺點太多，全無一個領袖的能力與格局；哪怕換任意一個領導人執政，都會比他更強。
這是個很蹊蹺的現象，因為以前的中國一度吏治昏亂，執政野蠻；但民眾竟願意回到過去也不願要習近平。這並不是因為之前的時代有多好，而是那時仍看得到希望；大家更願意由壞變好，而不是由好變壞。而習近平的執政給人帶來一個越來越窒息的環境；所以當2018年媒體宣布他修憲取消任期時，很多人立時就感到前景黯淡。
最關鍵的是，民眾對習近平的態度很微妙－眾所周知，中國的領導人大都被民眾罵過，但這種罵聲更多是對體制的抵觸；但在習近平這裡，卻帶有針對個人的意味。從他在國際上念書單之時，外界對他的觀感就急轉直下，人們開始對他滋生出一種鄙夷－曾有人對習近平的畫像潑墨，也有人穿上他金元外交的衣服；有人嘲笑他裝文化人，有人譏諷他用網評員炒作自己。中國的領袖中，鮮有習近平這樣從人格到政策遭到全盤否定的例子。如果說江澤民招到了法輪功的憎恨，習則是招到了全階層的反感。
這對他來說是個極度危險的信號，政治家不懼怕人們的責備，但懼怕人們的輕蔑。對一個執政者嗤之以鼻比刀劍的傷害更重，這代表他在個人素質上不被承認。
人們的評價不確定是否會傳到習近平耳中，但可以看出他的確變得更加敏感；他頻頻發表「重要講話」，加大力度設指標、做批示，試圖攥緊手中的權力。而且為了證明自己，他開始大量地虛構政績；他聲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民族發展取得歷史性飛躍」。他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宣稱自己兌現了政治承諾，尤其是取得全面脫貧的勝利；儘管中國還有大量低保戶，但他仍然宣布自己創造了「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而且人們明明看到中國每況愈下，但官方和媒體卻聲稱「中華民族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偉大復興的目標！」
這些話透露出習近平的政治根基在潰敗，以至於只能靠編造口號來維持地位。同時他對外界的批評異常緊張，並將言論壓制得滴水不漏；很多輕描淡寫的話都會觸碰他的逆鱗，這些話如果放到其他領袖身上，可能就是雲淡風輕地一笑，但在習近平聽來不堪入耳。他上任以來屏蔽了很多詞彙，包括俚語，電影，動漫，品牌，人名……；這種屏蔽會隨著他的執政與日俱增，甚至牽連很多毫不相干的詞彙。
這種敏感已經影響到了社會的正常交流，習近平創造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多的帝王名諱。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表現不盡人意；他上台不到十年，得到負面評價比前幾任領袖都多；而這也讓他的態度越發頑抗，並對自身的錯誤和丟醜行為抵死不認－就連閱兵時用左手敬禮這種顯著的錯誤，都有喉舌辯稱為「左尚吉右尚凶」；並且在外交連番受挫的情況下，王毅卻盛讚他開創了「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
人們為他吹出了無數的泡沫，試圖讓他的執政合理化。但這些吹噓在他慘淡的政績下顯得異常蒼白；一個顯著的現象就是，習近平的宣傳越來越誇張和離譜，但人們卻越來越看不起他；他拚命地強調自己對共產黨和國家的重要性，並有意無意地貶低前人而抬高自己；這讓他顯得十分自我中心，也十分欠缺格局。習給自己穿上一件舉世絕倫的金縷衣，並在水軍和群眾演員的喧囂中勉力維持，但大家都明白這不過是一場自吹自擂的鬧劇；他的基礎仍然脆弱，吹捧他的都是投機者，而從沒有精英願意擁護他。
這讓習近平越來越傾向朝鮮和伊朗的環境，他希望儘快建立一個封閉和愚昧的社會，以消除批評和質疑；然而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個致命盲點，因為這種草莽式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當下的時空背景－中國人在習近平的高壓下會滋生逆反情緒，採取非暴力不合作態度；習近平算準了中國人不敢有政治主張，但卻無法阻止他們以消極的方式放空自己。互聯網時代的人容易在信息封閉的社會下產生厭世心理，這可能需要一代人去脫離使用網絡的習慣，才能遂習近平所願。所以即便他的政策能夠執行，也難以看到中國人被完全馴化的一天。
習近平越來越傾向朝鮮和伊朗的環境，他希望儘快建立一個封閉和愚昧的社會，以消除批評和質疑；然而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個致命盲點，因為這種草莽式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當下的時空背景。（法新社）
習近平的危機二：潰敗的蟻穴
從習近平的個性來說，他註定會走上一條很窄的道路。這條道路充滿鬥爭，對立，並且會瓦解他的政治基礎，但他似乎又沒有選擇。
民意上的失敗實際反映出習的一個根本劣勢，就是他的思想和理念很陳舊；他無法用政績來創造自己的合法地位；因此在面臨挑戰的情況下，更容易選擇毛澤東的方式而不是鄧小平的方式去維護地位；當他無法解決當下的經濟困境時，就只能走進一條階級鬥爭的死胡同，試圖以政治動蕩去恐嚇人們。這種方式就好像對人宣告說：「倘若你們不擁護我，我就讓國家不得安生。」。
他不斷地在講話中強調說，要善於鬥爭，敢於鬥爭；而且就如毛澤東曾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長那樣，習近平也兼任著很多小組組長。他鼓勵公司，高校和民間互相舉報；讓學生舉報老師，員工舉報老闆，下級舉報上級。他希望群眾互相監督且人人自危，那麼自己的權力就不易受到威脅。
他陷入了和毛澤東同樣的執念，認為維護權力就要不計得失。但在這上面，他卻面臨著一個困境，就是根本無法建立毛澤東那樣的威信－就權力手段和思想水準而言，兩人都不可等量齊觀；毛澤東是個出色的理論家，同時具有很強的大眾魅力；而習近平毫無穩固的群眾基礎；同時他理論知識匱乏，無法構建系統性的思想去支撐一場政治運動。
他所掀起的民族主義，只是毛澤東政治權術的皮毛，其中毫無思想主幹。例如他常講兩句話「世界正進入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面臨著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就異常脫離時代現實，顯得頗為牽強。這種話很像武俠小說的序言，把人們引入一個驚天聳地的背景－但當下的世界並無動蕩，不存在什麼「前所未有大變局」；而且中國並未衰敗或受外邦奴役，也談不上要人去復興。
習近平想給中國人吃了一劑民族崛起的補藥，激發大眾的狂想；但他所渲染的民族危機虛無縹緲，無法獲取人們的共鳴。他的口號只能動員一些邊緣化的人群；這些人顯示出低教育化的特徵，或者年齡層偏小，心智單一；而社會的中堅力量大都比較反感這種氛圍。
但在習近平來說，他的政治押注過大，幾乎從一開始就斷了自己的退路，因此不能輕易言退。在他的危機與日俱增之時，只能憑藉民粹的東風去加強政治整肅。他多次強調道：「永遠不能停止黨內的‘作風建設」，並且「要糾正黨內不良風氣。」－他借鑒了30年代的整風運動，以此清洗官場，在他上任以來落馬的官員很多，其中不乏一些任意編派的政治罪名，如「野心膨脹」、「妄議中央」或「拉幫結派」。
但無論政治清洗多麼劇烈，黨內都會不斷地滋生對抗勢力；因為歸根結底，是他在破壞集體利益，犧牲國家的前途來為自己的政治護航。所謂成難敗易，中國積累了幾十年的資本，卻在他任期內快速流失。這樣持續下去，習近平勢必造成一個空心化的中國，讓政權從內部潰敗。
中國的高官感到恐慌，便希望趕在國家破產前將資產轉移。而這讓習近平認為黨內一些人不以他為核心，在國家的關鍵時刻拿走了他原本可以支配的資源；而這種釜底抽薪的舉動，就是為了在政治上架空自己。
習近平對此制定了嚴厲的外匯政策，與逃離的資本展開了拉鋸戰－起初銀行限制大額換匯，並制定了較低的購匯額度；但民間聚集人頭，採用多人匯款的方式讓資金離境；銀行開始清查來往帳戶，但人們又通過境外消費的方式套現；政府限制了銀行卡的境外消費額度，不過卻發現有人通過外貿帳戶在海外置產；政府很快給跨國企業制定了外貿配額，但又發現他們在香港註冊公司規避監管；這讓習近平出手打擊香港金融界，防止資金離岸；但資本轉而離開香港，集中在海外上市；他出台規定限制企業境外融資，設法扣留資產，但發現很多企業已經被信託化，國內的股權所剩無幾；他試圖收歸那些還未出海的企業股權，卻又發現它們已經做了內保外貸，只把債務留給了中國。
資本各顯神通，在習近平的管制下四散逃竄；而習則在這些逃跑的資金後面奮力追趕；他清洗澳門賭場，關停第三方支付牌照，打擊的錢莊和外資銀行，同時又清查用於走帳的個體外貿賬戶和作為影子金融系統的區塊鏈。他用盡各種手段圍堵，卻發現窟窿始終捂不完，西方總能想到辦法給高官和富商提供走資渠道。
這讓習近平心中十分焦灼，他擔憂資本奪路而逃，最終會把中國掏空；一旦政府陷入財政困境，他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但習近平的對手也反過來認為他的鬥爭路線在加速環境惡化，而且他公私合營的計畫搞得人心惶惶。他執政這十年，已經成為了改革開放以來內政外交最低迷的時候；大家質疑就算把資源交給習近平，他的政策也是個無底洞，會率先把中國掏空。
習近平的危機三：絕對不忠誠
習近平和資本的戰爭，其實代表著他與整個官僚系統的對立。他並沒有國家的觀念，甚至都沒有政黨的觀念。人們看出他不但固執，還過度自私，會為守住權力而傷害國本。從政的大忌就是為一己之利而罔顧國體，但在國家利益與自我權力衝突時，習近平毫無疑問會犧牲前者；他願意接受一個破敗的中國，也不能接受權力的旁落。
這導致他在政治鬥爭上有些不計後果，正如他為了個人權威，不惜犧牲國家經營了幾十年的國際關係；在中國與世界對抗的初期，美國曾向中國表示，雙方的關係正在趨向零和博弈；西方各國也一直告訴共產黨，不要把經濟糾葛上升到政治層面；這都是在提醒中共高層，讓他們儘快遏制對抗主義。但習近平以此步步進逼，最終迫得對方採取政治回應－西方重提民族和人權，並停止對中國的官員提供財產庇護，而美國也出台法案禁止侵犯人權的官員入境。
這破壞了官僚系統最核心的利益，因為他們不能進入西方國境，就等於隔絕了自己的財產；一個獨裁者能受到多少擁護，歸根結底源於他能創造多大的共同利益；而這也是大家不願推翻鄧小平路線的原因。但習近平的自我意識過強，把整個國家乃至政黨都視為他的獨佔利益。除了自己身邊的犬馬，他幾乎傷及了一切人。
而且他心中有一種偏執，認為一切人都應該不計代價地擁護核心。如果大家都願意就範併合作，那麼自己就有足夠的力量去貫徹意志。但官僚們根本無法認同這種態度，他們不可能在習近平顯著的錯誤下去支持他。而這也導致習用強勢的態度去壓制整個官僚系統，以維繫住越來越分裂的政治基礎；他像拉扯提線木偶般，強行讓整個國家跟隨他的步調。
然而這樣的管理讓整個國家都處於缺乏生機的狀態，自習近平登基以來，中國的官場變得異常壓抑；官員在工作上非常消極，很多人希望用一場苦熬來換取明天。但他們看到習近平修改了憲法，打算在皇位上久居不下時，就感到了一種綿無絕期的惡劣情勢。
而這種僵持的局面是無法持續的，總會出現破局的一天。習近平會越來越孤立，甚至他的支持者也會內心動搖；因為他們看到習近平一意孤行，擔憂自己也會跟着前景黯淡。而且習近平性格剛愎狹隘，做他的臣屬十分吃力。他時常與屬下爭功，並習慣把過錯歸咎於他人；他的很多政策都不具備現實性，但他總是責怪下屬們執行不力。 這導致習近平的僚屬關係不太穩定，從他就任以來，很多人曾紅極一時，後來卻慢慢淡出或落馬－王岐山曾經是他的親密夥伴，但後來逐漸被邊緣化；孫立軍和傅政華都曾是他的打手，但卻接連落馬被查；王健林在習近平任職三年後成為中國首富，並曾讓習近平的家人持股萬達，但最後卻在資本出海的問題上遭遇清算；還有一些當初被習近平所賞識的高級網評員，也是心猿意馬，在瘟疫爆發期間與他分道揚鑣。
這可能讓習近平感到政道滄桑，人心難測，也讓他在人事任用上頗有顧慮；因為很多人都是前任元老的走卒，雖然對他表了忠，但他擔心這些人二次變節。習近平曾公開表示自己憎惡「兩面人」，他一再提出「絕對忠誠」，強調「旗幟鮮明地反對『偽忠誠』。」他擔憂身邊出現蘇秦那樣善於縱橫術的陰謀家，而他又拿不準誰是這個人，因此時刻提防著身邊人勾結和密謀。
這種狀態讓習如履薄冰，他一方面要依賴身邊人，一方面又擔心被他們倒台；這讓他在風險防範上草木皆兵。他曾去香港視察，其保鏢嚴密的程度駭人聽聞；香港當時出動一萬警力保持戒備，本地民眾從未見過如此驚人的陣仗。同樣地，習近平在武漢疫情後，經過一再拖延終於前往慰問；安保人員前仆後繼，將他水泄不通地圍繞，而整個武漢也是一步一哨，四下風聲鶴唳。
不過這種危機感也並非空穴來風；外界一直有聲音在刺激習近平，經常有不明來源的消息傳出他身體不適，又或者說他有了接班人；儘管他抓捕了黨內給他指定的繼承人，但仍有風聲說他將被取而代之－這種小道放風的現象，透露出有人在測試整個中國的反應。
而這也讓習近平處於惴惴不安中；他無法確定哪些人對自己還保持著忠誠，只能一再對身邊人進行清查；他要消滅一切顛覆他的企圖，他不能容忍像胡耀邦和趙紫陽那樣失去權力，因為他還有許多未竟之志；他還需要另一個十年或者二十年。
綜述：逆流泅泳的帝王
十年前，人們在考慮習近平將把中國帶往何方。但十年後，人們更應該考慮他自己將走向何方。
他是個準備不夠充分的領袖，有些倉促地應對着這個變化過快的時代。而且他運氣不好，在任期內正好遭遇經濟的下行；國家的兩個經濟支柱，人口紅利和房地產，都開始面臨轉折點。這意味著中國的製造業會衰弱，同時土地財政也難以為繼。並且中國的經濟活力太低，難以激活居民內需作為另一個支柱。而與此同時，國內資產價格高企，實體行業凋敝；工人抗議，農民討薪，金融難民討債，這些事件的數量都遠超習近平之前的時代。而此時中美交惡又引發了貿易戰，讓出口面臨困阻；且在突如其來的疫情下，習近平把內部矛盾延伸為國際對抗，導致了新軍事競賽的興起。
其實這些問題未必是習近平個人所導致，但專制制度有一個特徵，就是它欠缺代議制下的長效機制，因此存在很強的周期性。所以對執政者來說，天時地利很重要；領導人不但要生逢其世（家世），還要生逢其時。而習近平上台時，中國的經濟紅利已經在變弱，但遺留問題卻開始顯現。並且習近平的個人作風又帶來了一種負向反饋－在政治周期本就對他不利的情況下，他卻採取了一系列偏激的作法，從而加劇了事態惡化。
這些因素會營造出一種對他不利的氛圍；因為中國傳統觀念認為，皇帝受命於天，必然受到上天眷顧；所以國家風調雨順，才能證明當政者是天選之子。然而習近平上台後，國家的內政外交卻連番受挫，經濟也陷入全面性的衰退；而且近十年來頻現天災人禍，甚至在2016年出現熒惑守心這種罕見的凶象；這足以讓任何一個皇帝感到恐慌，但習近平卻又遭遇了中國百年難遇的疫情，而這種規模的瘟疫往往預示著王朝的衰敗；上一次遭遇大瘟疫的領袖是慈禧，而再上一次是崇禎。
對一個皇帝來說，如此多不祥之兆集於一身，會帶來一種暗示，表明他並非天選之子，而其實是上天的棄兒。
這讓習近平異常焦灼，他不停地修補著政權上的一道道創口，並迫切地希望創造一些事蹟來證明自己；這讓他的政策總是風疾火燎；例如他要整頓市貌，北京就開始清退低端人口；要搞技術突破，就開始芯片大躍進；要節能減排，工廠就限電停產。
自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政治就沒有如此混亂過。行政部門為了達到習近平的指標，時常處於首尾不相顧的局面。雖然習也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變，如改善財政分配，裁撤冗員，以及精簡公務流程等；但他沒有迎來好感，因為體制內十分抵觸；公職部門集體不作為，政府把壓力層層向下攤派；民眾沒有覺得行政體制有多大改良，辦事依然困難。
習近平本希望掌控一切，但卻讓一切失序；他感到一切都在與他為敵，甚至上天都與他為敵。在這種處境下，他指望通過政治高壓來扭轉局面。在習近平的統治下，國內烽煙四起，充滿討伐之聲；他打擊宗教，打擊民運，打擊少數民族，打擊律師，打擊境外勢力；但在打擊完後留下了一片片焦土。他要推翻很多東西，但又無法讓它們變得更理想。雖然他也強調發展科技，升級供應鏈。不過他的權力意識就像一個漩渦，無論創造多少資源，都會消耗於其中。
這種自我中心限制了習近平的格局，他的世界觀很虛幻，而且思路上的盲點太多，這些盲點本可以被集體領導機制所防範，但他卻削弱了這種機制。他希望通過連任去自我證明，但卻攤開了一個無法掌控的局面；他想要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想要主導第三世界，還想西方認可他的政治地位。當他無法獲得這些認可的時候，他就打算關閉國門，給全民做政治改造；但今時不同往日，技術潮流將把封閉的中國和世界的差距拉大，國門最終還是會被推開。
習近平面臨的終究是一個與自己理念不合的時代，他在時代的浪潮中逆流而行，但卻希望整個國家給他護航；他心中相信，這只是蛻變前的黑夜；通過自己的一鼓作氣，他最終能夠力挽狂瀾；他會宣告自己將帶來一個跨越式的里程碑，並解決一切的歷史遺留問題。但大家都知道，他更可能鑄成不可挽回的歷史錯誤，而這些錯誤將花費國家幾個世代去償還。
綜述－習近平和薄熙來一：同代傳承
習近平可以說是地位十分尷尬的一個皇帝，他在一開始把自己的起點定得很高，從而讓自己走了背運。因為他的錯誤都會在他的宣傳下顯得格外刺眼。並且伴隨著他一步步走下坡路，人們也越加感到懊喪，認為中國被他帶入了一條歧途。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越發地懷舊，尤其是懷念與中國政壇失之交臂的薄熙來。他和習近平屬於同輩，也曾被人們寄予過領袖的厚望。人們時常想起他的樂觀和積極，認為如果他還在，中國的景況不至於此。很多人認為他運氣不好，因為一些疏忽而斷送了自己，以至於將高位拱手讓給習近平；而每念及此，人們的惆悵都會加深。
人們會通過習近平聯想到薄熙來，是因為他們有很多相似點，但是形象落差卻很大。薄熙來曾是政界的明星，朝氣蓬勃，口才過人，這讓話不離稿且磕磕絆絆的習近平相形見絀。薄豪邁而灑脫，喜歡與民眾面對面交流；而習即便是未擔任最高領袖之前，也不敢隨意走到民間去。薄像一個活躍而開朗的西方政客，而習更像被體制熏陶過度，顯得枯燥和刻板。
不過儘管有這樣的差別，他們之間卻存在一種同代傳承的關係；習近平在某種意義上繼承者薄熙來的衣缽，並將他的政治影響一直傳播至今。從根本上來說，習很欣賞薄，不僅欣賞他的手腕，還欣賞他的個人風度。薄熙來給了他很多政治觀念上的啟發，並讓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借鑑。
首先兩人在權謀上都具備相當程度的破壞性，是那種敢於打破政黨內部平衡的人。薄熙來最著名的政治遺產就是在重慶掀起歌頌紅旗的熱潮，以博取政治地位。而習近平在集權之路上，也是採用向紅色文化復辟的方式，為自己創造政治擁護。同時薄熙來藉以整頓風氣的打黑運動，也被習近平所承繼；在重慶時薄熙來的口號是「掃黑除惡，專項行動」；而習近平的口號則是「打黑除惡，專項鬥爭」。
此外薄熙來喜好以刑獄手段去打擊異議人士，他曾在打黑過程中抓捕過辯護律師和民間企業家；而習近平更是不遑多讓，一舉發動了讓世界震驚的律師和維權人士大抓捕，其規模亦遠非薄熙當年來可比。
而且薄熙來一度想加強對社會的監控；當時王立軍計畫在城市安置數百萬攝像頭，打造平安重慶。而這一概念被習近平所實現，他主政後急劇擴充監控規模，直至中國成為這個領域的翹楚，在世界人均電子監控數量上囊括前五的排名。
習近平主政後急劇擴充監控規模，直至中國成為這個領域的翹楚，在世界人均電子監控數量上囊括前五的排名。（圖：取自網路）
而近年來習近平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實際就是薄熙來在重慶主政時所提出的「共富十二條」的翻版。人們看到即便薄熙來淡出了政壇，他的想法還是被嵌套進習近平的政策中。可以說在很多方面，習都是他的私淑弟子。
但這種現象導致了一個直白的結論，就是認為習和薄是一丘之貉，兩人無論誰上台都是中國的災難－然而嚴格說來，兩人只在維護體制上有共性，而在政治認知和個人素質上，卻有著根本的差異。 比如習近平剛上台時，曾有意無意地效仿薄熙來式的個人魅力，試圖展現一種融貫東西的風格；但這遭到了失敗，因為他並不具備相應的內涵。薄熙來深得宣傳精髓，他能由內而外地散發影響力，吸引人簇擁在他身邊；反之習近平過於依賴炒作，他每到地方視察，總有人聲嘶力竭地高呼萬歲；這看著更像一種諷刺。他對外宣稱每天游泳，卻沒人見過他下水的樣子；倒是薄熙來留下了赤膊上身，帶著泳帽活動的照片。
顯然薄熙來有一種渾然自成的從容，而習近平則表現木訥，風格不明朗；所以儘管兩人都豢養網評員，但薄熙來用網軍是攻，習近平是守。薄搞宣傳是為自己錦上添花，而習更多是為了遮醜；薄時代的網評員多少有一些文風，懂得偽裝客觀；但當代網評員則素質顯著低下，充滿謾罵和侮辱性言辭，即便是外交部都呈現出下三路的傾向。因此薄熙來的外宣能增加他的光環，而習近平的戰狼外交卻引發了全世界的厭惡。
而且薄熙來喜歡結交文人，讓知識分子為他助陣；他和江澤民這類領袖一樣，有一種吸引文人的風範；因為知識分子多少帶有一些風骨，容易被人格魅力所征服。而習近平並不具備這種特質，所以當他在國際上念書單時，嘲笑他最狠的就是知識分子，而這也讓習更傾向於把他們當醜老九批鬥。
其實對薄熙來的模仿，讓習近平處於了比較劣勢，會讓人自然地拿兩者做對比；相對來說，薄熙來更像一個活生生的人，而習近平則像一個沒有特色的官僚樣本。以至於到了今時今日，很多人寧願支持在監獄中的薄熙來，也不願支持在龍椅上的習近平。
綜述－習近平和薄熙來二：迥然不同的中國
從個人起點來說，薄熙來顯著高於習近平；他得天獨厚，凡事都喜歡拔得頭籌；不過在專制體制下，最難容的也是這種人。就這個意義來說，習近平要更幸運一些；而這種幸運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他的家族－在文革浪潮中，習仲勳和薄一波都被打倒；薄一波在1978年獲得平反，習仲勳於1980年平反。兩人都回到了中央，但薄一波在大小事務上都支持鄧小平。而習仲勳的性格更率直一些，也不太官僚化；他在89年學潮中為受到批判的胡耀邦仗義執言，這並不符合鄧小平的意志，也造成了兩個家族權位的分野；薄一波一直是黨內決策的重要人物，而習仲勳的成就則更多在經濟建設上。
習仲勳於 2002 年逝世，這時習近平是浙江代省長，薄熙來是遼寧代省長；但此時薄的光芒轉盛，他的家族也在為他的升遷造勢；薄一波直到2007年逝世，都在為兒子的政治前途奔忙；而薄熙來敢於行為出格，也大多是由於家族的庇佑。
就此來看，他受到父輩的蔭蔽要比習近平更隆厚；而且薄家的風格較進取，習家則低調很多；且顯然地，習近平要比薄熙來更隱忍。相較於習，薄有一個顯著劣勢，就是他過於招搖，不擅長「隱性施政」。而這一點習近平做得更好，他通常不把政治意圖上升為明文政策，往往不露痕跡地施政。正如他唱紅的聲勢雖大，但從不將其標榜為一項運動或政策，所以很難招致攻擊。
這種區別造就了他們截然不同的執政思路；習近平更傾向於傳統和保守，因為他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而薄熙來作風前衛，更像一個西方式的官僚；這並不是說他的意識已經被西化，而是他看到西方社會的成熟；他並不喜歡封閉和僵化，哪怕在官方場合，他也喜歡氣氛活躍。
因此薄熙來制定政策比較開放，他敢於創想，也善於因地制宜，因此在大連和重慶都能成功；這斷不是習近平動輒就打造一個雄安新區所能比。他沒有薄那樣的自信，過度的自由化會讓他不安；他更傾向於政治優先，而且不敢輕易放權。所以即便他照抄薄熙來的政策，很多時候也會攪成一灘渾水；因為他會將同樣的政策演化出不同的目的。正如兩人都唱紅，但對薄熙來而言這只是進身之階，他會見好就收；而習近平卻打算將其作為政治常態。而在打黑上面，薄熙來很大程度是為了改善社會生態；而習近平則是要創造核心擁護，換言之，黑社會和宗教，民主人士等並無二致，都是異端。
而在經濟理念上，兩人更是存在根本的差異；薄熙來很重視經濟，因為他清楚經濟是執政之本。在這一點上，他可以局部地拋開政治立場，採取務實的態度。但在習近平這裡，經濟倒像是權術的延伸；他在很多概念上效法薄熙來，但都是一種障眼法－他宣布要改善民生，平抑房價，但卻在上任後掀起了最瘋狂的房地產炒作；他提倡脫虛向實，但卻熱衷於龐氏經濟和資本遊戲；他聲稱要擠泡沫，但卻將債務擴張到GDP增長的兩倍，並在執政的十年內將貨幣發行量翻倍。
習近平聲稱要擠泡沫，但卻將債務擴張到GDP增長的兩倍，並在執政的十年內將貨幣發行量翻倍。（圖：取自網路）
最重要的是，習近平身上有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他帶有一種天生吸血的特質；他採用著高支出的治國模式，並任性地把國家當作供血機器；一旦有需要，他就會向社會抽血。他把創造力都用在了發明政策上，而這些政策只是為了變相地收割財富。
相對而言，薄熙來雖然手腕粗放，但絕不會破壞經濟根基；他懂得如何去創造一種經濟常態；而這正是習近平難以領會的一點，他無法探究薄熙來政策的內核，也難以在自我需求與現實環境中取得一個平衡。
很多人一直相信，薄熙來比習近平更適合主政中國；雖然共產黨不一定喜歡薄的方式，但他行事更理性，經濟思路更成熟；他不會把政治運動升級，而習近平則存在這種風險。而且薄熙來比較重視底層的生息，他的政策多少能讓社會雨露均霑。雖然他同樣是體制的捍衛者，但他會保留社會的活力，而不是像習那樣從上至下地搜刮，讓人難以喘息。
在習近平來說，他對薄熙來態度正如使達林對托洛斯基一樣；他既佩服這個人，又擔憂他的影響力；薄的聲望曾一度超越國家最高領導人，並受到廣泛的擁護。無論在民間還是官僚系統中，他的影響力都沒有消失。而審視今日的局面，不免會讓越來越多的人懷念他，而這更讓習近平感到介懷。
在薄熙來倒台後，習高調宣揚紅色文化，其中多少存在著與其爭奪紅色遺產的意圖；正如他在疫情期間爭奪抗疫指揮官的稱號。同時他極力清除著薄執政時的痕跡；他拆除了大連的華表，廢除了女騎警，並撤掉了重慶的交巡警平台；不過他最難清除的，還是自己身上那層薄熙來的影子。
綜述－習近平的民主之路
在近代領袖中，習近平可能是繼薄熙來之後最不循常理的官員。如果說人們對薄的開放態度會想入非非，那麼對習的政治倒退就感到捉摸不透。曾有人認真地對此分析，得到一種結果是習很可能要搞民主－這種表態不是為了整蠱或反諷習近平，而是自他上台以來就一直呈現出某種反常現象，這些反常並不符合他的政治定位；雖然他一直表現得像一個專制者，但這種專制顯得過於刻意和突出；而且就中國的現狀來說，和平演變的可能性並不大，人們一度對民主的前景感到無望。但自習近平當政以後，卻帶來了另一種啟示，就是民主更可能在一種破而後立的環境中產生。
這種觀點是基於習近平執政軌跡中的現象分析－在作為政黨最高領導人的十年間，他推行了很多極端的政策；這些政策乍看之下是在鞏固權力，但卻對現行制度進行著一種破壞；這種破壞從他執政之初就不斷地滲透進國家的各個層面，並層層消蝕着共產黨的執政根基。
這其中有一個支持論據，就是習近平的很多決策看似毫無章法，但卻精準地攻擊到政權的每一個命門。他幾乎以一種外科手術式的手段，在不斷地拆解這個集權政府。無論經濟，民生，還是外交層面，他都製造了很嚴重的困境；而且他在執行這些政策時顯得義無反顧，直至把問題推進到一種不可挽回的地步。
顯然，習近平正在很多方面斷絕著政黨的後路；而這引出了一個推論，就是他可能保留著父輩的影響，畢竟習仲勳很開明；但這個開明的人卻看出黨內的抵制力量很大，在既定條件下不可能達成改革。而如果習近平轉換了策略，採用一種政治倒退的方式，反而更可能顛覆制度。
對政治家來說，家族傳承具有很大意義，例如薄熙來身上就可以看到薄一波的影響。人們一直懷疑習近平是否也在貫徹父輩遺志，利用集權引發變革。他雖然從未表露過任何民主傾向，但其舉措卻在創造民主的條件；而這種行動，必須要對中國的政治結構十分透徹才能勝任。很多人從頭到尾都在懷疑，習專制的外表下是否別有一番民主用心；人們越看他，就越覺得他才是那個想顛覆政權的人。
不過很多抱有這種想法的人，也一直在否認這個觀點；因為習近平的氣質太不符合，他顯然更像一個步履維艱的獨裁者。但其實對這個問題，也可以換一種思路看待，就是以目的論的角度去考量－即便拋開習近平本身的意願不談，他的行為也在引發一場變革。而這就涉及到了中國實現民主的形態－當前中國的民主思想大多還停留在不切實際的階段；人們往往幻想領袖變得開明，然後自覺地推動民主；而這也是明君思想的另一種版本。不過期待獨裁領袖們顛覆自己，這本身就很荒誕。在專制國家，政局的轉變更多是時勢使然。所以與其寄望誰會搞民主改革，不如考慮誰更能促成民主的條件。
比如人們就對薄熙來抱有過政治改革的期望，但薄熙來更可能帶來一種軟性的獨裁，讓人民麻木；相較而言，習近平更可能給專制掘墓；因為他存在很多思想盲區，而且比較倔強；他不容易覺察到社會的末日氣象，因此不會在政策上有所收斂。就好比毛澤東的文革將國家推向破滅的邊緣，如果不是鄧小平，這種危局就很難說會發展到什麼方向；這一點對習近平同樣適用，當他把一種政治狂熱推向極致，就會不可避免地導致政權崩塌。
歸根結底，中國的障礙在於封建殘留，在常規狀態下即便發生民主改革，也可能因為觀念和困阻而倒退。因此就算人們不喜歡習近平，但他在這條專制之路上越久，其破壞就越深入。雖然這條路會給中國帶來陣痛，但變革也會更徹底。
所以即便他是弄巧成拙，但對結果來說也並不重要。只要他的行為能促成專制的解體，那麼就具有積極意義。中國幾千年，被極權所葬送的政權比比皆是，習近平也許能做到所有民主人士都做不到的事。古語有云：兵者，詭道也。，政治對普通人來講本就難以理解；並且從歷史也可以看出，重大的變革通常都是節外生枝，而不是以大眾所預期的方式發生。
習近平的終點
習近平是中國近代的一個標誌性領袖，他像燈塔一樣顯示出專制政權的周期性困境。而且作為一個局中人，他很難跳出政治立場去認知這一點。因此當歷史的退潮來臨時，他試圖創造一股逆時代的力量去站穩腳跟；不過這卻讓他在一片困難中擱淺。他希望為自己爭取多一點時間，因此提前宣示了自己的歷史地位－他把中國分為三個時代，將之前的中國定義為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時代，而他則是新時代的締造者。
這種做法把習近平的自我宣傳推向登峰造極，人們看出他為挽留政治地位，已經無所不用其極；因為毛鄧是他完全不可與之比肩的人；而習近平在宣傳上把自己無限拔高，就是為了去攀附這兩個共產黨的巨擘；他像唱獨角戲一般強調著自己的重要性，做了後輩才應該做的蓋棺定論。
共產黨從沒有這樣的先例，顯然習近平的政治氣數已到了強弩之末，而他卻很不甘心；他終究不是一個扭轉乾坤的人，對中國和共產黨來說，都只會是一個過渡領袖。而且他已經走得太遠，甚至超出了應有的預期。以至於有人疑惑，黨內為什麼能如此容忍他，讓他把國家搞到今天這般境地。
其實這是由於習近平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中國的行政結構，以中央警衛局和其他監控手段去管控黨內高層，因為他是一個掌控欲和危機感都較重的人。不過更根源性的因素是，共產黨處於建政後的穩定期，已經很難產生強大的反對派；通常打江山的那一代人在執政地位上相去不遠，因此很容易把權力鬥爭推高。而那些享受既得利益的後代們，不像他們祖輩那樣直面過戰爭，帶有一股殺伐氣；他們早已在安穩和逸樂的生活中變得萎靡，而且容易患得患失。
而此時如果出現一個性格強勢且具備權術特質的人，就能夠造成對群體的壓制。而且就性格來說，習近平也的確比其他人更橫得下心。也就是說，習的優勢在於黨群太弱，才得以讓他威風八面。如果放在二三十年前的政治環境，這種治國方式早就被叫停，他自己也會被元老們罷黜。
顯然黨內已經很難制約習近平，不過他卻免不了敗於自己之手；因為他的執政方式難以為繼，只會造成越來越破敗的局面，讓他堅持至今的是一種性格上的執拗和失去退路的無奈。他一直沒能獲得讓內心得以支撐的信念，而更像在執行一種權力本能。針對這種脾性，黨內一些人會採取順水推舟的態度去慫恿他，他們會堵塞他的言路，並為他的錯誤圓場；他們會把他推入一個無以復加的境地，並把所有仇恨都引到他身上去，然後讓他為共產黨的周期性困難承擔責任。
而此時的習近平，已經無法跳出這種局面；他一直在追逐一種理想的極權主義，而這卻被現實中的各種權術所利用－黨內有人煽動他走向極端，從而創造政治契機；歐洲在利用中美的角逐，去佔據更多的市場；而新興國家則鼓勵中國與西方割裂，以推動其產業鏈流出；同時美國也在利用習近平的攻擊性，去挑動亞洲的局勢；甚至就連民主人士們，都寄望於習近平連任以拖垮共產黨。
或許一直以來，習近平都認為他能改變世界；但在既定利益面前，他必然會被全盤推翻－中國與世界經歷了幾十年磨合，不可能因某個人而決裂；共產黨也不會為習近平的一己之利去與世界冷戰；倘若他執意破壞共同利益，最終會觸犯眾怒。而此時對他來說就很危險，因為大家會採取反習不反共的策略；兩邊的高層會建立協作，去引導一場政治變局，把習近平和共產黨切割；而這會讓他遭遇一個牆倒眾人推的局面，並成為政治妥協之下的獻祭。
或許習近平不會預估這樣的結果，但他也會感到前路迷茫。其實在以前，他也有過清澈和豁達的時候；在一些早年的影像中，曾記錄了他的過往－他當年接受採訪時，顯得思路流暢，吐字清晰，且流露出一種罕見的真性情；此外在一段家庭錄影中，他向大家說：「一個人最好還是要保持本色。」。
但他最終失去了本色，從前的他和現在判若兩人；他早年雙目有光，顯得平和而謙遜；但成為中國領袖之後，卻日漸衰頹。他的面容和氣質發生了很大變化，幾乎以目力可及的速度在老去，並且整個氣場都在衰敗。
這種轉變讓人匪夷所思，因為他的神采就是伴隨他的政治升遷而消退的；或許成為最高領袖讓他失去了很多東西，包括他曾擁有的那些淳樸的事物－他的家庭，婚姻和友誼。儘管他保留了政治博弈所獲得的勝利，但仍是一個階段性的勝利者，並且失去了很多自主。 就他的現狀來說，已經很難在從政之路上持續走下去；2022年將會是他最大的轉折點，即便他能用某種魔術式的手段獲得連任，他也會面臨滿途荊棘，並在2027年前迎來全面的破敗。他陷於強烈的自我偏執，以致於把政治過度理想化；他的處境和袁世凱當年相似，整個統治期都處於一種反差的時空中。他可能在內心上把自己奉為千古一帝，但最終會明白這不過是黃粱一夢。而這種理想和現實的落差，往往會成為一個執政者最致命的傷口。
習近平很可能遭遇一個落寞的收場，對他來說，該來的總會來；人們不會固守不切實際的幻想，去跟隨他一起覆亡。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也會與他漸行漸遠。而當大家都離去，只把他一人留在寶座上煢煢孑立時，也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壽終正寢之時。（完）
本文轉載自【留園網】方舟與中國〈客觀評價習近平（下）〉，2022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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