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客觀評價習近平》中篇:習近平的經濟學

方舟與中國

續上篇

習近平的經濟學 PART 1:三位一體(青少年,民企,商業寡頭)

從習近平的一系列手段可以看出,他要重塑中國的政治秩序,並帶來國家結構的深度轉變;而這還需要滿足一個核心條件,就是經濟領域的支持-在這個領域,習近平同樣進行著一場鬥爭;他大刀闊斧,對國家經濟逐層整改。從他就任以來,國家對企業的政策變得越來越嚴苛;而且政府設計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打擊手段,給各種產業帶來了重重壓力。

這多少讓人們感到費解,因為習近平的目的顯得隱晦難辨;人們推測他認為鄧小平的路線已不符合中國的現狀,但又沒看到他提出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不過這正是習布下的一個經濟迷霧,在這道迷霧中,有一個三路並進的架構;而這個架構的第一層,就是青少年管理。

習近平曾不只一次強調,要加強青少年的意識形態教育。他在一篇講話中說:「要引導青少年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提醒他們:「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

在領袖的指示下,全國掀起了一場文化批判之風,政府針對「不良」「反動」和「低俗」信息進行全面整治;官方尤其指責娛樂行業,認為它們在荼毒青少年。國內媒體發布了一篇文章〈警惕追星思維侵蝕主流價值觀〉,認為明星打造「偶像金身」,操控青少年精神。廣電總局提出「要抵制低俗之風,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防止未成年人節目出現商業化,成人化,和過度娛樂化傾向。

習近平曾不只一次強調,要加強青少年的意識形態教育。他在一篇講話中說:「要引導青少年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提醒他們:「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法新社)

政府規定傳媒平台下架所有存在「價值誤區」的節目,並且為了「防沉迷」而屏蔽了境外遊戲平台。習近平再次提出,抓思想要「從青年和娃娃抓起」,他要求學校恪守教育底線,不得宣傳違背核心價值的思想。此外,為了給學生「減負」,政府向中國最傳統的行業-課外補習下手。國務院發布了《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規定培訓機構不得佔用法定節假日及寒暑假;同時這些機構不得上市,也不再進行審批;並且嚴禁加入境外課程,以及聘請外籍人士。

就此來看,習近平似乎是衝著孩子來的,因為課外教育和娛樂業有浸染中國意識形態之嫌;不過這場行業整頓也引出了習近平經濟迷霧的第二層-政府並不只是在整肅娛樂和教育,而是在對民企的全行業下死手;習的政策不是為了規範市場,而是打算推倒重來。

在最近幾年的市場整頓下,有一個顯著現象就是對民企的打擊往往和政治打擊並軌;政府在幾年間抓捕了數位「言行不審慎」的企業家,其中包括重慶的李懷慶,河北的孫大午,北京的耿瀟男等,這些企業家都存在政治上的言論不當,並且為維權者和異議分子發聲。

這再次反映出習近平最根本的顧慮,就是經濟自由化可能催生民主變革;他上台後遭遇了不少反對之聲,其中很多就來自於律師和企業家之流;他認為經濟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樣,都會讓人產生政治訴求,而這也是西方輸入資本主義的意圖所在。在某種意義上,經濟自由化是一種錯誤。需要糾正的是這種模式本身,而不是一兩個企業家。習近平執政期間,以「非法經營」、「破壞生產」等罪名抓捕和剝奪營業許可的企業很多;中國的《企業家刑事風險分析報告》分析,近幾年被定罪的企業家中,民營企業佔比八成以上。

而對那些無法在政治上定罪的民企,習近平策動了一場行政風暴;他頻繁出台法規,收緊企業的經營許可,加強生產流程審核;同時將稅收和社保繳納比率大幅上調,此外還在信貸上提高了他們的融資門檻;不過最關鍵的,還是規定私企要建立黨支部,讓他們養一批官方眼線去監控自己。

企業在這種整頓之下異常艱難,他們看出政府在刻意製造經營困境和流動性枯竭,而究其根本是為了對私營企業進行侵蝕和吞併;因為每當企業難以周轉時,後面就會出現官方的影子。很多人或許記得15、16年的P2P的爆雷潮,中國曾出現大批金融難民;但人們並不知道很多P2P公司被政府做了清算接管,不過接管的只有資產,而不包括債務。

對習近平來說,他經濟規畫的第一、第二層不過是行政建制之上的順勢而為;而這個迷霧的第三層,則是一場權力革命。這場革命的對象是那些財雄勢大的金融寡頭,它們披著私企的外衣,背後卻盤踞著一幫政治權貴;他們壟斷著中國的經濟命脈,並以此干預朝政。

這成為了習近平最大的執政阻力,他一直試圖瓦解這些勢力。而這個意圖最早見諸於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提出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主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讓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交叉持股。政府宣稱這是為了讓所有制結構優化,但主要是提供一條兼併私企的方案。如中國聯通這類業績不堪的國企,通過混改方案讓眾多互聯網公司入股,但在吸收了資金之後,聯通公司仍被國資控制。

在這個風潮下,金融領域蔓延出一股白色恐怖;直至2018年,有不少簽署了股權轉讓的上市公司被國資接收;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安邦和海航集團;海航舊股東的股權在一番清算後被「依法」清零,至於依據什麼法律隻字不提,只說是企業野蠻生長的結果,但中國的法律並沒有關於「野蠻生長」的罪行。同時在2019年,馬雲卸任阿里巴巴董事,而螞蟻金服上市被叫停;馬化騰卸任騰訊的徵信法人,騰訊的遊戲和音樂都被要求釋放版權,理由是反壟斷。

習近平的目的很明確,就是逼迫企業出讓股權。而且為了乘勝追擊,他提出了「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這種頗為詭譎的論調;這種口號帶有共產主義原教旨的氣味,讓他更方便把矛頭對準私營企業。他用給全民畫餅充饑的方式,代表著共產黨第二次向資本家宣戰。

習近平的經濟學 PART 2:新國企(國企 PLUS)

這番經濟迷霧中的三層結構已經被揭開,但人們仍難分辨它們如何構成一個整體。這正是習近平的過人之處,他在擺布策略時總能讓人一葉障目,而實際上他的每項舉措都帶有系統性的目的。如果追溯習近平執政的軌跡,會發現一個模糊的脈絡,這條脈絡貫穿著青少年教育,民企,和金融寡頭;它們看似有不同的出處,但都是習近平經濟規畫中的要素。

這個目標可以追溯到「供給側改革」,習近平當初宣稱要消化過剩產能,並淘汰殭屍企業;但他沒有讓國企破產,反而通過增加原材料成本削弱了民企。而他近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最關鍵的一環,「共同富裕」表面是向富有的民企籌資,去解決政府的財政赤字。但習近平並沒有給它們留下翻身的餘地,他不惜讓大公司市值縮水,也不在乎行業凋敝導致大規模失業,他似乎對一切都不畏懼。

顯而易見,習有一項顛覆性的計畫。其實把「共同富裕」這個詞轉化為「集中共產」就便於理解了,習近平在籌謀一種新型的經濟模式,這種模式是以打擊私企的方式來擴充國企,以便讓他全盤掌握經濟資源;他要讓國營經濟回歸,當然並非以計畫經濟的方式,而是創建一種經過優化和精簡的「新國企」制度。

從表面上看,這是為了扭轉經濟自由化的趨勢,但究其根本,卻包含著習近平要簡化社會結構的意願;他一直不喜歡多元化,希望一切都服從於政治上的一元性;因為從他就任之初,就沒有獲得過太多認同,國際社會對他並不看好,國內也不認可他的能力。他在這種困頓的景況下執政了七八年,而恰逢2019年中國爆發瘟疫,政府因防疫政策失誤而招致了全面的批評。

在這種聲浪之下,習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他認為外國列強一旦找到機會就會對中國發難,因此中國一定要「全面獨立」。然而他發現國家在經濟上存在嚴重的對外依賴,因此在很多方面無法不仰人鼻息。而中美貿易戰和疫情爆發所帶來的外交圍堵,卻刺激了他的決心,讓他確信中國要提前政治獨立;他提出了「雙循環」的思路,將中國未來的經濟定調為「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循環為輔」。他打算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創造一個由國家主導的,可以自給自足的產業形態。

這個思路源自德國所提出的「工業4.0」概念,工業4.0代表產業從電子化普及的第三級工業革命,躍升到信息化和製造業深度融合的4.0階段;這個階段可稱之為「工業互聯網」,其特點是製造業的智能升級。這個概念在中國被改造為「兩化融合」,旨在讓信息與工業兩個進程相融合,將產業製造和物聯網,大數據以及雲計算相整合,從而優化生產與供應。

工業4.0代表產業從電子化普及的第三級工業革命,躍升到信息化和製造業深度融合的4.0階段;這個階段可稱之為「工業互聯網」(圖:取自網路)

在2013年,工信部發布了《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專項行動計畫》,並由國務院提出了第一個十年行動綱領《中國製造2025 》,李克強提出要把中國發展為了一個製造業強國。「中國製造2025」並非工業4.0這種科技革命,而是致力於製造業的轉型。習近平把這種轉型定義為國家向全民製造業過渡,他認為中國要自力更生,就務必要提振工業。中國雖是製造業大國,卻並沒有釋放出應有的產能。他認為這是勞工結構的問題,因為中國的年輕人被多元的產業所分流,不去從事製造業,從而消解了產業集中的優勢。

而這些多元產業便是所謂的「第三產業」;經濟學認為第三產業能增加社會獲取感,促進經濟活力,但習近平卻認為這些產業造成了勞動力的內耗,因為中國的第三產業沒有出口優勢;反而被西方用來(通過娛樂,金融,文化等)輸入意識形態,加大了政府意識統戰的成本。

這種產業模式帶壞了中國的企業和勞工,讓整個國家副業發展過重。而其中尤以教育培訓業最無裨益,這個行業讓年輕人接受西方教育,讓他們學習外語,成為了留學生和移民人口的孵化器;不但造成了勞動力的流失,還帶走了國家的外匯。

這對政府來說是雙重損失,習近平毅然關閉了課外培訓,並取消英語考試,就是為了阻斷這個源頭。而與此同時,公共教育也開始全面排除西方文化,甚至是魯迅這類具有進步思想的文章也要剔除。這個舉措是為了削弱素質教育,培養年輕人的勞工意識基礎。

為配合這項經濟規畫,政府對傳統學制進行了改革;教育部發布公告,在全國設立12個「基礎教育綜合改革實驗區」,要求「不斷深化基礎教育綜合改革」。這項改革將高中教育分為「普通高中+特色高中+職業高中」三類,並通過「中考」實行分流。

媒體稱此舉勢在必行,因為中國正處於從工業3.0向工業4.0轉型的階段,疊加人口老齡化和生育率下降的雙重影響,容易導致製造業外遷,因此急需「具備較高文化程度的高級技工」。而「職業高中,特色高中和職業本科教育」,將會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趨勢;同時也要讓更多的應用型大學舉辦職業本科教育。

顯然,習近平在為他的經濟計畫打造教育基礎,他要讓勞動力進入實體工廠,為財政創造更多的現金流。並且這種經濟結構能創造充分的就業,讓中國的失業人口被產業調配所安置;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就應該是一個工農社會,並以公有制為特色;而其它冗餘產業必須得到整肅。他認為創造第三產業的消費不如創造製造業的供給。在今後的中國,無論房產經紀人,遊戲代碼員,寵物飼養員,舞蹈老師,娛樂經紀人,或是自媒體和培訓導師,都應該成為工廠的齒輪,投身於製造業和實體。

而從更深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正陷入一場危局,債務累積和產業凋敝必將造成一場不可避免的蕭條。常規手段已經很難奏效,習近平認為只有將產業國企化才能解決困局。簡而言之,就是要像抓政治一樣抓經濟,把資源集中以便於「齊抓共管」。

他認為這並非計畫經濟的回歸,而是國企的升級;而這場升級的終點,就是把國企再度合並為具有高級產業優勢的「大型央企」。

這個合併的浪潮從2015年的南車北車合併開始,然後持續有2016年武鋼和寶鋼重組,17年神華集團和國電電力合併,18年兩個中核公司合併,19年保利集團和中絲集團,中國寶武和馬鋼,招商局和遼寧港合併;以及20年中國化工和中化集團這兩個巨頭合併。

國務院在2020年提出「推動跨企業整合,併購困難企業,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其作用在於「提高產業集中度,打造高質量示範企業,減少重複投資並優化產業鏈。」。

在這種基調下,央企合併的趨勢在逐年擴大,顯然習近平要集中產業項目,並讓這些企業成為新的經濟骨幹,去取代權貴手中的巨型公司。這能帶來行業的優化,並改善國家的社會結構。他認為只要處理得當,計畫經濟就仍然具有優勢,憑藉他的手段可以盤活那些殭屍企業。在工業4.0的背景之下,唯有「新國企」才能具備製造業優勢,足以抵禦西方的競爭和衝擊。

此時習近平的藍圖變得異常清晰,而新經濟格局中的三個要素:勞工,產業,和資本,也逐一歸位,並對應著之前的三個層面-今日的青少年,就是未來的製造業勞工;對民企的兼併,就是創造產業集中;而對商業寡頭的制裁,就是籌集新國企的資本。

習近平的經濟學 PART 3:紅色貴族

從形式上看,「新國企」更像一種國家化的勞務派遣,這是一個政治-經濟的混合模型。習近平希望中國成為一個更純粹的製造業國家,人民應該恢復工農階級的本色,並學會尊重領袖。同時社會文化也需要一場變革,以徹底摒除西方的影響。

但這種構想更類似一個官僚化的工業烏托邦,即便習近平制裁互聯網巨頭,提出共同富裕,但沒有顯著的理由說明國家工廠的模式更優越。削弱其它行業去提高製造業的比重是反經濟規律的,越發達的經濟體製造業比重越低,而第三產業佔比越高。此外經濟多元化能抗擊風險,即便是工業4.0,也不代表各個行業的勞動力都要轉型去做廠工。

「新國企」更像一種後現代計畫經濟,這種經濟模式類似工農兵文化和西方科技潮流籠統的結合。其實很難說這到底是工業4.0,還是希特勒對德國所規畫的工業強國模式。工業國家化不太可能改善財政和就業,而更可能導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的內耗。

顯然這個構想更多代表著習近平強烈的掌控欲,他的經濟規畫其實被他的政治目的所裹挾,透露出他對伊朗和北韓那種一元化政體的嚮往。但這類國家的產業導向單一,經濟結構十分脆弱;而這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不具備現實性。

在如此多弊端下,人們不能理解習近平到底要如何變革;因為無論國家工廠多麼先進,只要產業由政府支配,就會導致市場化不足和技術滯後。不過習近平的確考慮到了這一點,他並不打算否認市場化,而是要加強國家對經濟的主導。並且在這項經濟規畫中,他要創造的是「新一代國企」模式,要全面理解這種制度,就需要結合習近平的另一個重要概念:紅色基因。

習近平不止一次在媒體上強調「紅色傳承」,並提出「紅色基因」的說法。早在2004年,他就說:「要把紅色基因融入血脈,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而在登基之後,習更加頻繁地提到這一點。在視察軍區和革命老區時他再三重申: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並表示: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繼承紅色基因是習近平國家結構的核心,很多人以為他強調的是「紅色文化」,實際上他強調的是「紅色血脈」,也就是紅色權貴的嫡系後代。他在中央黨校幹部培訓班上說:「立志做黨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忠實傳人。……以堅定的理想信念砥礪對黨的赤誠忠心。」他在此表明的是,要建立一個牢固,忠誠,以及血脈純正的紅色貴族系統。

在習近平的政治理念中,國家應該更徹底地掌控在紅色子弟兵手裡;這種掌控不僅限於政治領域,也包括經濟領域。習近平經濟模式的最終構想,就是要打造一個絕對的二元結構。他一方面在國內扼制現代化教育,加強大眾的製造業技能;而另一方面,他積極地讓紅色子弟去西方學習管理和技術,然後回國管理那些新型國企。

雖然在這種模式下勞動力的綜合素質會降低,但企業將會由擁有高學歷的紅色後代們治理;習近平認為通過管理上的優化能解決市場化不足的問題,留學歸來的官僚子弟們具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這能消除計畫經濟的劣勢。在今後的企業中,無論是董事、CEO、研發總監,還是會計和各類高管,都將是紅色家族的子女。這能無限拉開兩個階級的差距,塑造一種穩固的二元結構。

《求是》雜誌曾引用過習近平的一句話說:傳承好紅色基因,把紅色江山世世代代傳下去。這種創造絕對階級的想法,曾有一個節點,就是習提出「金融創新」的概念;他以這個口號鼓勵國家在金融上大膽嘗試,隨之企業開始濫發金融產品,地方政府虛構項目融資,同時國家下發了很多花式金融牌照,催生各種借貸。這間接引發了兩個事件,就是後來的P2P大面積違約,以及2016年股市崩潰。但這兩個泡沫破滅後,資本仍在「新經濟」的口號下創造更多的龐氏項目。

顯然,習近平有意在經濟上製造一種亂局,並以資本手段讓有產階級返貧;這不但可以消滅人們的政治訴求,而且赤貧階級也更容易接受計畫經濟。習相信,只有讓貧民永世不得翻身,並由血統純正的紅色後代管理,才能更好地維護紅色江山。在這種模式下,官僚就是上層建築,民眾則充當生產資料。就像拿着皮鞭的監工督促苦力們去堆砌社會主義的金字塔,而習近平就是塔尖上的全知之眼。

突然爆發的疫情給了習近平實現這個事業的契機,他藉由防疫限制民眾辦護照出國。移民管理局表示「對非必要非緊急事由,暫不簽發護照」-普通人無論留學還是因公出國,都變得更加艱難。此外政府在邊境開始修建隔離電網,防止勞動力偷渡出逃。而就在政府嚴控民眾出境的同時,美國領事館外排起了長隊,紅色後代們通過特批手續,正在瘋狂地奔赴海外。

在此刻,中國夢的輪廓逐漸清晰,習近平要以經濟規劃為支點,將偏離路線的社會主義回爐重鑄。他培植的新一代權貴會重新執掌中國的經濟,打造一個以他為核心的製造業國家。「新國企」將創造一種絕對的紅色壟斷,將中國改造為理想的專制王國;而代價則是抹殺大眾的價值和理想,讓他們永無出頭之日。這個夢將會是一部分權貴的美夢,但卻會成為全民的夢魘。

大國外政:第三世界和一帶一路

由習近平的內政思路可以看出,他是個敢於破壞既有秩序的人。在上台的這幾年間,他的見解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尤其是他看到中國對西方的依賴,已然成為了內政上的阻礙;這讓他相信「政治獨立」才是自己的出路,中國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與西方分立。

而且資本主義席捲後的中國,已經留下了一片經濟殘局;中國跟隨西方奉行凱恩斯主義,二十年間不斷地投資和發債,而這種模式現今已經面臨瓶頸;財政刺激的效用正在縮小,投資收益在變低,而資產泡沫卻過度高企。

一旦中國的發展停滯,資本定然會外流,並同時推高國內的通漲;中國在貨幣體量上早已超過了美國,但又無法像美國那樣輸出貨幣;習近平發現中國竟面臨上世紀80年代日本的處境,他甚至感到這是西方資本有意為之,讓中國掉進他們所設計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認為只有尋找一條外部出路,才能消化業已過剩的產能和貨幣。他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投入薄弱,便認為這將是中國的機遇。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設計了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計畫。 這個政策的主旨是向落後地區提供基建援助和貸款,並增進雙邊貿易。習近平打算創建一條新的絲綢之路,並由中國牽頭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給一帶一路的參與國提供金融支持;亞投行不但能服務於基建投資,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亞洲開發銀行的影響,為中國創造更多的經貿關係。而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更深遠的目的,是組建一個分立於西方的聯盟;習近平將在這個聯盟內推廣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讓那些沒有受到西方眷顧的第三世界去分擔中國的產能和通漲。

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投入薄弱,便認為這將是中國的機遇。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設計了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計畫。(圖:取自網路)

客觀地說,這是習近平最出色的一個構想。中國從古至今都固守一隅,偏向保守,即便鄧小平時代也是如此;而習近平以經貿合作的方式去牽頭第三世界,可以開闢一個全新而獨立的經濟領域。這可以減少中國對西方的依賴,並為雙方的貿易衝突製造一層緩衝;而且一帶一路還有一個附帶效應,就是通過基建計畫在沿線國家獲取軍事戰備便利,從而擴充中國的政治影響力。

可以說,一帶一路比那些虛浮的概念,如「文化自信」、「全民小康」等更有意義,因為它具備宏觀戰略性;而這是基於習近平對國際關係的態度;他幾乎是鄧小平之後與西方共識最少的一個領袖,他很排斥他們用人權武器對中國進行政治干預。他曾在一次採訪中評論西方的態度是:吃飽了沒事幹。

因此習近平希望創造一種全面的政治獨立,以摒除西方的影響;他很自然地想到要拉攏第三世界,就如當年的蘇聯一樣。但習近平顯然認為自己比蘇聯領導人更成熟,因為他創造的是一個以經濟主導的同盟,就類似於美國的馬歇爾計畫。他打算像美國在二戰後所做的那樣,以經濟協作建立政治互惠。如果一帶一路成功,那麼中國將獲得當年美國那樣的影響力,甚至會讓世界出現東升西降的景象。

顯然一帶一路是一盤複合性的棋局,但做為一項經濟計畫,其核心就是條款的可履行性;然而第三世界卻擔心習近平的債務援助會綁架他們的經濟,因此舉棋不定。而且一帶一路的國家大多政治不穩定,其中有些還處於主權爭奪中;最重要的是,這些國家的信用向來很低;他們起初並不拒絕來自中國援助和貸款,但在中方投資以後,就以各種手段來規避責任;他們指責中國干擾內政,或是在非洲輸出勞動力,以及用貸款給他們帶來債務陷阱。 一帶一路從一些細枝末節的摩擦開始,到後來很多國家開始集體違約,更有甚者把權屬中國的項目收歸國有。而且人民幣國際化還遭遇了一個荒誕現象,就是有些國家在拿到人民幣後轉手就換了美元,做為儲備貨幣成了空頭承諾。

一帶一路是一盤複合性的棋局,但做為一項經濟計畫,其核心就是條款的可履行性;然而第三世界卻擔心習近平的債務援助會綁架他們的經濟,因此舉棋不定。(路透)

習近平發現,這些國家竟抱著超限戰的思路來應對自己;他們不過是在一帶一路上揩油,而漠視中國所主張的經濟同盟。儘管習近平努力地打點一帶一路,但這個項目面臨的衝突太多;且不論西方是否會對這個計畫採取反制,單單是那些第三世界參與國就存在很大的倒帳風險;同時絲綢之路上還盤踞著中國的宿敵印度等,他們也不可能坐視習近平在地緣上擴張。

不過習近平仍做了很多嘗試,他積極地參與各種貿易同盟,希望創造多邊關係。比如他加入了東盟的RCEP《區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即便RCEP的參與國大多是貿易保護國家,也不能給中國帶來順差;但習近平想藉此銷售他的絲綢之路;他試圖把更多國家拉入自己的版圖,甚至擱置了爭議去拉攏印度。

為配套一帶一路,習近平還創造了一個概念: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個基調下,中國向其他國家輸出價值觀,同時招收第三世界青年來留學,這些學生不用考試,享有政府的生活關照,並且學費由國家倒貼。此外習近平用贈與和捐助的方式給非洲人民派發福利,同時還免除了一些國家的債務。但這讓他的政策看起來更像新時代的金元外交,而不是新時代的馬歇爾計畫。

大國外政:瘟疫和民族主義

在外交上,人們很容易把習近平和毛澤東相比較;兩人的政策都是聯合第三世界抵禦西方。雖然習近平比毛澤東還是要務實一些,但兩人最大的相似點都是不單純考慮經濟的得失,而更關注政治利益。

而且獨裁國家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是基於領導人的氣質和秉性;從一開始,共產黨的很多高層就比較排斥西方,而在這些高層中,習近平又是尤其古板的一個;他身上的體制氣息很濃厚,這種風格在國際社會並不討好;比之以往的中國領袖,西方對他的認同度尤其低。

這讓他更願意在外交上尋求一種舒適感,而不是去與不同的體制相磨合。比起西方帶來的經濟利益,他更傾向於亞非拉那些「窮朋友」給他帶來的政治擁護。這種個人主見和他的政治目標相混同,以至於在無形中影響著他的對外決策。

而從另一方面來說,中國在開放的二三十年間和國際社會積累了無數矛盾,而這些矛盾通過政治交班的方式轉給了習近平;這些問題會在一個經濟周期結束之後集中爆發,而這個時間點恰恰截止在習近平任內。首先中國加入 WTO所申請的15年保護期截止,但並未按協議開放市場,這讓西方感到受了矇騙。同時中國在貿易中一直被指責出口管制和傾銷式競爭,並通過入股的方式竊取外資技術。

從習近平的態度來看,他並不打算理會這些爭議;中國本就沒有準備成為開放的市場,況且他還認為經濟自由化會帶來政治演變。而且習近平對西方政要和中國權貴的勾結頗有芥蒂,所以他非但不會開放中國,反而加強了經濟上的封閉。

而西方也對 WTO 低效的仲裁失去了耐性,歐巴馬在第二個執政期開始加入TPP(跨太平洋合作協議),聯合世界主要經濟體對中國進行貿易隔離。不過川普上台就廢棄了這個協議,給中國帶來很大的緩和空間。但川普批評中國進行貿易補貼,並侵犯知識產權;以及用各種手段為伊朗紓困,導致美國的封鎖失效;這最終引發了2018 年的貿易制裁。

面對美國提升的出口關稅,中國只能加強補貼,同時也代表著開啟一段經濟冷戰。而恰逢此時湖北爆發了冠狀病毒並波及全世界;雖然這是一個公共衛生事件,但國內外的輿論都責怪政府處置不當,並歸結為習近平執政責任;這引發了他的恐慌,也激起了他寸步不讓的態度;他打算用政治手段去化解這場公關危機-他煽動民族氣焰,宣稱是因為中國變得強大,帝國主義才藉機發難,而此時人民更應該團結在領袖周圍。同時政府的對外口徑也徹底變調,外交部拿出強硬的姿態,開始與世界針鋒相對,而網評員也大舉出動,四處展開謾罵和攻擊。

在這種氣氛下,媒體宣稱韜光養晦已不適用於當下,中國要崛起,就要打贏與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場戰爭不僅限於西方,也包括那些坐等中國衰落的國家。習近平試圖讓人民相信,正是由於民族偉大復興在即,才招致了世界對中國的敵意。

這是一場氣急敗壞的民族主義,習近平與世界的對抗更像一種義氣之爭;中國外交部很多時候不是在辯論,而是在逞口舌之快。習所面臨的處境並沒有鄧小平當年那麼艱難,但他卻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攻擊性。

其實這種激烈的反應來自於習近平個人的危機感-自他執政以來,國內經濟在衰退,外部矛盾在增多;他本就面臨很多質疑,認為他不適合領導國家;而瘟疫的爆發更成為他執政危機的風口,世界指責中國在疫情處理上失職,並要求對病毒溯源,這讓習近平感受到空前的威脅。

他希望儘快撇清責任,把鬥爭的對象轉移,因此採用了民族主義作為武器-外交部在國際上放風說疫情來自美國,又有媒體說來自義大利,法國等;政府不斷在民間釋放國際陰謀論,最後乾脆把焦點轉移到共濟會的盎格魯-撒克遜計畫,而這個計畫的目標是清除全球50%的人類,投毒只是他們的第一步。

這種策略引發了世界強烈的反應,大家沒想到習近平如此無理取鬧。而習近平也放棄了協商的打算,他知道自己的表現不理想,境內外勢力會趁機讓自己大權旁落,因此他務必要採取主動。所以他感受到的威脅越大,中國對外展示的鋒芒越強。習近平不斷推高民族情緒,宣揚中華民族危亡的論調,並在軍事上對台灣展開新一輪的威脅;他派遣軍艦和戰鬥機巡航,營造出武力攻台的氣氛;同時也將這種軍事活動擴大到南海,他以一種高調的姿態宣示著中國的主權。

人們看出,習近平為了維護權威,不在乎賭上國運;即便面對全世界,也要背水一戰。國外媒體宣稱他已“ Showdown ”,而這種四面出擊的方式激怒了越來越多的國家,並讓民主世界嗅到了體制性競爭的意味;他本想用對外示強來解決自己的危機,但卻讓世界達成了不退讓的共識,並打算在經濟上弱化中國。

這對中國來說是很危險的,鄧小平就清楚體制性競爭的危害,所以才要國家韜光養晦;但習近平再次激起了西方的敵意;起初還有一些國家的態度模稜兩可,並試圖向共產黨釋放善意;但習近平擔憂他們包藏禍心,意圖與黨內的高層暗通款曲。他打算在危機解除之前維持鬥爭態勢,因此在宣傳上顯得越發促狹而好鬥。

然而這種舉動讓世界重新團結起來-西方和亞太有意重建經貿關係,台灣,美國,日本和歐洲召開了會談,討論「重組供應鏈」;中國所大力宣傳的「中歐貿易論壇」被黯然取消,但曾經被川普否決的TPP已經蛻變為新版本的 CPTPP協議,那些對中國製造業具有替代性的國家都被納入了這個協定中。

而在軍事上,亞太和歐美開始制定共同防禦協議,以便在地緣上遏制中國。並且為了應對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活動,世界再度掀起了軍事演習和擴充軍備的潮流。而這一切,都將中國和世界推向了他們一直在避免的制度性競爭。

這是自毛澤東以來最惡劣的外交時期,為突破困境,習近平不斷渲染外部威脅,並告訴人民:世界正進入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並且「中華民族正面臨著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

不過這更像一齣偽民粹,習近平雖然宣揚民族鬥爭,卻小心翼翼地看顧著這團火焰;媒體不斷地煽動群眾,但從不讓這股狂熱落到實處;人們感覺在和虛無的對象做鬥爭,就好比不停地給愛國憤青餵春藥,但他們又沒有性伴侶,只是在憑空透支身體。

因為習近平並不是一個政治強人,至少與莫迪和普京相比,他的強硬更像一種偽裝。習近平對民主國家不依不饒,但對俄羅斯,印度等國卻保持著低姿態;俄國曾和越南宣布在南海開採石油,中國媒體就異常安靜;印度和中國發生邊境衝突後,亞投行隨即就發放了貸款-習近平在推動鬥爭外交的同時,卻異常懷柔地對待著周邊真正的威脅。

大棋局:二次集權

其實僅就政治角度來說,習近平很擅長策略,同時行事也具有系統性;不過他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存在嚴重的認知偏差,以至於在目標選擇和執行方式上容易架空現實。這終究會讓他的執政之路無以為繼;因為共產黨還希望更長久地執政,而他顯然縮短了這個過程。

不過習近平認為自己之所以諸般不順,是因為對權力的集中度不夠;黨內還有很多派系在掣肘他,導致政治意見不統一。因此他要重建組織紀律,推動一場集體領導向個人集權的二次過渡,他認為毛澤東式的專制再加上自己的經濟規畫,一定能讓共產黨煥發新生。

但他平素的表現太差強人意,恐怕很難得到支持;所以他藉疫情之機來營造民族危機,從而換取執政合法性;儘管這種態度造成了國際社會的孤立,但習近平認為這是因為世界還沒有看清自己的決心,因此他需要放手一搏。而在他對外示威的過程中,早已選定了一個定點打擊的對象,就是南半球的澳洲-澳洲是五眼聯盟成員國,一直夥同美國指責中國的人權問題,同時還在太平洋上遏制中國的擴張;而且這個國家帶頭抵制華為網絡,並提出要調查新冠疫情的源頭。

習近平認為澳洲對中國的貿易依賴很高,卻如此不會察言觀色,正應該拿來祭旗。他限制了澳洲多項產品上的出口,將他們的貨輪阻留在港口之外,並徵收反傾銷稅。他認為這種全方位的打擊將重創澳洲經濟,並給世界帶來示範效應;而這最終能讓他挾中國市場以令諸國。

不過澳洲得到了美國和日本的支持,而後歐盟也加入了這個陣營;同時這些國家與澳洲一起加快推行TPTPP區域同盟,以尋求更穩定的經貿關係;並且伴隨着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澳洲還彌補了出口縮減的損失-習近平再次犯了主觀性的錯誤,低估了民主國家的尊嚴。澳洲強硬的態度讓他感到為難,因為中國抵制能源進口,導致自己出現了能源緊張;而且由於撕破臉,只能以更高的價格在他國購買替代品,而這些產品恰恰是澳洲出口的。

人們看到習近平所期望的勝利沒有出現,中國的經濟運轉卻出現了惡化的徵兆。而就在這個檔口,和中國競爭的國家卻開始搶佔市場,印度以關稅去排擠中國的產業鏈,讓資本流向自己;而越、南墨西哥等國家則開始接收世界的貿易訂單,逐漸成為新的製造業基地。習近平始終忘記了一點,就是中國的產業是可以被替代的,他的態度加強了世界重組供應鏈的決心。

其實世界對中國一直很難割捨,因為這裡有成熟的產業鏈和市場;尤其是美國一直在細心呵護中國,因為他們在這段關係中付出了很多-共產黨在國際上獲得的很多勝利,如鎮壓學潮後被西方接納,在WTO中的最惠國待遇,產業發展中的技術支持,大都是美國扶持的;但這種關照卻正好讓習近平用來實施政治訛詐,要求西方不但在貿易層面,而且在人權等問題上都要做出讓步。

這讓外界發現與習近平很難溝通,因為他總在改變既有的框架,並不斷壓縮協商空間;習近平曾一度向美國示好,承諾購買商品和糧食,但臨到後來卻取消了訂單;中國在聯合國許諾參與公益性的國際協作,但最終卻把這些問題摻入到政治論議中。外界逐漸失去耐性,認為習近平反覆無常;他老是牽扯出毫不相干的議題,把不同的談判籌碼攪和在一起。

而習近平也看出西方有意疏遠他個人,並鼓動黨內替換他;這讓他很緊張,因此更不能做出讓步。他打算先穩住權力,再去修繕外部關係。他認為世界離不開中國的市場和供應體系,就好比鄧小平當年面臨更嚴峻的圍堵,但一俟政局穩定,民主國家立馬就簇擁而至。習近平相信,西方對人權的指責不過是惺惺作態;只要他能順利連任,並通過「新國企」重振經濟,世界就一定會回心轉意,而他也能獲得所期望的「政治獨立」。

因此他時不時地向外界傳達一種信息,表示他無意破壞國際秩序。但西方並不相信這一點,他們看出習近平言不由衷,在鞏固權威後必定會進一步破壞規則,所以世界的不妥協態度變得愈發堅決。

這樣的反應讓習近平很難下台,他已經失去了戰略優勢,讓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變弱。而且如果西方不屈服,自己的集權就沒有說服力。被趕下台的威脅再次籠罩他,他決定就算和世界脫鉤,也要維護權力不倒。他加強宣揚大國崛起和雙循環,同時以軍事上的強勢姿態來彌補外交上的失利;他不但讓軍艦駛入台海和南海,甚至表示要深入太平洋以威懾美國本土。但這導致了周邊國家的危機感,他們開始聲援台灣,並在各個領域抵制中國。

可以說習近平的所有計畫都不遂他所願,但他認為堅持下去西方一定會妥協。不過黨內擔心無止境的外交對抗會耗盡國力,並引發真正的國際衝突;因為不只西方,就連越南,菲律賓,日本等亞太國家,都表現得更加強硬;而印度和中國的衝突更是達到了毛澤東時期以來的高點。

大棋局:計畫生育和芯片大躍進

其實習近平政治上的諸多失敗,是因為他的想法欠缺實證基礎。而且他為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個人尊嚴,已經陷入一個難以自拔的深淵。雖然他把個人目的裹上家國民族的外衣,並且把自己的政治構思包裝得十分新穎;但他不顧一切地集權,已經嚴重損害了集體利益。

而且客觀地說,習近平運氣也不好,他就任時正逢經濟周期的轉折點,中國開始進入衰退;他執政這十年,國家債務和貨幣發行都呈爆炸性增長,但財政刺激的邊際效用卻在變小。他設計了一系列應對策略,如一帶一路和技術升級,但前者阻難重重,後者因貿易戰而被擱淺。同時在出口上,中國面臨著後起之秀如越南和印度的競爭。顯然國家在宏觀上迎來了一個下降節點,這很大程度是經濟周期和產業結構決定的,而並非習近平個人所導致。 但中國的某些政策卻加劇了下行的態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計畫生育-中國的出生人口在60年代達到高峰,這一代人正好是前二三十年的勞動主力。而此後計畫生育持續了幾十年,讓中國的人口結構頭重腳輕;在習近平執政時,出生率最高的那一代人正好步入老年,進入拿養老金的行列。政府急忙開始取締計畫生育,但社會成本的攀升又阻礙了生育率。

這種趨勢不會在短期發作,但它的效應會逐年遞延。老人比重的增加會加大財政負擔,青年的減少會讓經濟活力下降。而且國家還不能指望消費,雖然中國人口基數很大,但消費在GDP中的佔比很低;這不僅對於西方而言,和印度越南這些國家相比也偏低。

習近平在任期內連續開放了二胎和三胎,但這種生育政策是畫餅充饑。年輕人很恐懼,一方面是社會福利沒有改善,另一方面還因為政府對內盤剝的力度在加強-因為習近平的政策很激進,他一方面要擴大國際戰略,一方面還要發展國營經濟;而這讓中國面臨收支上的雙向負荷。對此習近平只能目光四顧,明偷暗搶-他將地方的土地出讓金畫歸了中央,並增加了房地產稅種;他提高了企業行政收費和社保繳納基數,並延遲退休;此外他督促上千萬黨員補繳黨費,同時降低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福利和獎金。

但這些手段並不足以抹平財政開支,政府唯有全力擴大表外負債,並儘可能地向下刮地皮;近年來,個體戶,自由職業者和電商被要求補交稅費,高收入者被要求重新計算所得稅;此外海關加強清查海淘,在商品入境時抽水;而地方政府也上下其手,增加各個行業的行政審批項目;同時司法部門增加了罰款種類,例如通過整頓市容來禁摩限電等。

為度過困境,習近平窮盡了各種方式去搜刮社會;人們只要聽聞發改委開聽證會,就明白有商品會漲價。習近平不斷地測試民眾的壓力,權衡中國人在基礎生存需求之外還有多少可榨取空間;他把通漲維持在民眾苦苦支撐的邊緣,導致人們的生存慾望降低-在資本和政府的雙重盤剝下,新一代年輕人會選擇主動失業,不去為政府創造稅收;並且無論開放幾胎,一些人都不再願意為共產黨生育後代。

但習近平堅信權力能支配經濟運轉,他要全國陪他共度難關;因為舉國體制正是共產主義的優勢,全民動員一定能創造奇蹟;例如他看到人口失衡,就要求社會多生育;美國封鎖技術出口,政府就投入數萬億去研發芯片。

不過這將中國帶回了大躍進那種浮誇的時代-就在華為芯片斷供的當晚,媒體鋪天蓋地傳出中國芯片面世的消息,彷彿一夜之間各種技術屏障被連番突破,芯片行業出現了一大片衛星田;中國再度湧現趕英超美的氣氛,而騙補貼的企業也蜂擁而至,資源壟斷造成了習近平的芯片基金被瓜分。在推動技術進步上,政治遠沒有市場化有效。但習近平認為國家當年可以舉全國之力造原子彈,他就能以同樣的動員能力去造芯片。

但這種運動式的治國終究脫離現實;習近平創造的概念很多,但從沒有一個順利實現;他過於好大喜功,一門心思只想彎道超車;無論一帶一路,南海造島礁,或是芯片大躍進,都是一種代價高昂的冒險主義。這導致改革開放累積的財富迅速揮霍,這種大手筆不免讓黨內人士感到心驚肉跳,擔心未來的中國會在資源進口上面臨外匯緊張。(接下篇〈客觀評價習近平》下篇:習近平的危機〉)

本文轉載自:方舟與中國〈客觀評價習近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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