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客觀評價習近平》上篇:習近平與新中國

方舟與中國

2012年,中國成為了舉世矚目的焦點-中國共產黨做為世界最大的一黨制政權,在此年舉行高層換屆,而這必將影響到全球的政治風向。在無數目光聚焦之下,新任領袖習近平站在了人們面前;就如傳統的政治戲碼一樣,這位領袖經「黨內選舉」和「不記名投票」成為國家元首;十八大會議宣布他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併兼任軍委主席。

外界對這位新晉領袖的信息很模糊,而中國人對他亦不甚了解。新當選的政治局常委在各國記者前亮相,最高領袖向媒體揮手致意,在按慣例宣講了共產黨對中國的積極意義後,習近平表示新的領導班子將承繼歷史,帶領民族前進。他總結道:「中國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國。」。

此時大家都在猜想,這個人將把中國帶往何處;許多人對習近平做了正面評價,認為他是一個平實的領導人。而民間亦對他寄予厚望;大家認為他是一個開明的君主,會帶領中國走向變革,甚至走向民主;在這一點上知識分子尤其抱有殷切的期望。

不過回想起來,胡錦濤上台的時候,民間的反應也是如此;如果再往前回溯,會發現每一任領導上台時中國人都會做一場春夢,夢到:明君降世,國之中興。然而不過幾年,這份熱情和期望便會破滅,人們又開始寄望於下一任明君。

這是個稀奇的現象,似乎中國人在基因中比基督徒更渴盼救世主;即便每個王朝最終都把民族帶向深淵,但這份火種不曾熄滅;因為儒家早就預表過中國會迎來君天下的時代,炎黃子孫將生活於一片王道樂土。

人們於是把希望放在了習近平身上,指望他給中國帶來煥然一新的氣象;做為國家的新舵手,他也頒布了全新的政治綱要,提出有別以往的思路;他認為中國屈居一隅,韜光養晦,已失去了民族的鋒芒。所以他要讓國家重新騰飛,博取更顯耀的國際地位。他把這種構想稱之為「中國夢」,並且和前任領袖一樣,他提出要深化改革,消除貧困,讓全民進入「小康社會」。

習近平將把中國帶向何處?大家都想知道。(法新社)

但往往人的見解越成熟,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清醒的人不會指望獨裁領袖行善,只會指望他不搞破壞。當人們還在幻想「中國夢」帶領民族闊步前行時,新的領航人已然朝反方向轉了舵。—當年薄熙來在重慶唱紅,大概誰都不會想到將來有一個人比他走得更遠。習近平開始宣揚基於紅色意識形態的國家主義,強調思想作風建設,並提出要整頓社會風氣。

這讓全國上下的氣氛變得陰冷起來,政府開始檢視人們的言行,並禁止對敏感話題的討論;媒體的聲調逐漸改變,而許多網站也被清查。中國人曾經的精神樂園—社交媒體,開始大批進駐網絡警察和輿論引導員。中國的輿論空間被畫出許多禁區,人們不得不在很多地方收回腳步,但卻發現立足之地已變得異常狹窄。

與此同時,中國的監控數量呈幾何數上漲,從城市到鄉村都布滿了政府的眼線。城市開始運行一種「網格化管理」的社區制度;同時民間的聚眾,討薪和上訪等行為受到嚴密管控;而司法上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因言論導致的「尋釁滋事」和「顛覆國家政權」等罪,甚至有人提出,「妄議中央」也可以成為一項罪名。

整個中國出現了遠超薄熙來時代的不安情緒,因為習近平所帶來的氣氛有些反常;如果說薄是一個拿著話筒的紅色吹鼓手,那麼習就是拿著戒尺而來。人們從未感到紅色專制的復辟如此接近,而此時媒體的論調也越發鮮明,那就是:新中國正走在習近平所領導的前進道路上。

領袖的個人畫像

外界一直都不怎麼看得清習近平,因為他是個風格不明朗的人,而且所言所行常常背離。人們可以從他身上觀察到很多特質,但都不足以定義他;同時他示之以人的,是一副超然的人格畫像。這種超然帶有政治上的理想主義,並帶有某種偶像光輝;習近平打算站在一個比傳統更高的立足點,以產生對世界的影響力。

他上台後的一個主要行動是打擊貪腐,兩年時間內,他打掉了數百位貪官,收繳了百億贓款。媒體宣稱他一改中國靡敗的政治風氣,而這也積累了他的政治資本;同時,這位領袖也不忘塑造一個親切,可敬,及威嚴的政治形象;他頻頻視察軍區,發表戰略部署和指示,讓軍隊提高思想覺悟和警惕;而在人民那一邊,則展現了慈父一般的胸懷;媒體屢屢拍到他與民眾握手及抱起孩子的畫面,就像曾經的獨裁領袖史達林和海珊所做的那樣。

不忘塑造一個親切,可敬,及威嚴的政治形象;他頻頻視察軍區,發表戰略部署和指示,讓軍隊提高思想覺悟和警惕;而在人民那一邊,則展現了慈父一般的胸懷;媒體屢屢拍到他與民眾握手及抱起孩子的畫面,就像曾經的獨裁領袖史達林和海珊所做的那樣。(歐新社)

其實按共產黨領袖的傳統標準來說,這已經算足夠的交代;但習近平的期望顯然不止於此,他要讓自己和過往的領袖判然分明,而不是做一個循規蹈矩的繼任者。他打算用更進取的方式去宣傳自己。

在這種意願下,習近平展開了一番頗具規模的形象計畫,他把自己塑造為一個性格積極和富有技術性的領導人。他向媒體宣稱自己喜歡各類運動,諸如登山,網球,排球,武術,乃至冰雪項目;在訪美期間,歐巴馬與他談及運動的話題,習立即表示自己喜歡游泳,且每天都會游一千公尺。

當然在習近平釋放這種信號的同時,國內也在進行對應的宣傳;媒體羅列出習近平的個人事蹟來證明他的確熱衷於運動;包括他年輕時被下放到農村,並在7年知青歲月中激勵而奮勇地前進。

這些報導獲得了領袖的青睞,讓習近平顯得意氣風發。而為博得領袖的歡心,人們想出了更多方式去取悅他。有喉舌為突出他親切的形象,給他起了個暱稱為「習大大」;當他在一家包子店用餐後,立刻有人寫了一首《包子舖》來讚美其親民作風。

這些人都得到了相應的讚賞,而其他人也唯恐落於下風。習近平在2016年視察《新華社》後,該社編輯立刻寫了一首詩:〈總書記,您的背影我的目光〉,以表達對領袖的深情繾綣;而一位學者仿照中國著名的訓蒙作品《弟子規》,創作了一篇〈習子規〉,以讚頌習的深思見解;同時中國最權威的姓氏名譜《百家姓》,被民間作者改為以「習」為首的《新百家姓》;俄羅斯歌謠〈要嫁就嫁普京這樣的人〉,被改編為〈要嫁就嫁習大大這樣的人〉及姊妹篇〈做人就做習大大這樣的人〉,甚至還有兒童版的〈我家有個習大大〉。

實際上每次中國領袖上台,都必然引發文藝界的投機熱潮。但習近平一開始就把宣傳上限設得太高,以至於吹捧的調門越來越刺耳—有人將習近平比作新的紅色領袖,編寫了歌曲〈跟著你就是跟著那太陽〉;而一些人大膽寄調紅歌,寫出以〈東方紅〉為底本的〈東方又紅〉,及〈習總書記的恩情永不忘〉等。

但在毛澤東之後,為領導人編紅歌被視為禁忌;而習近平此時已被推舉到與毛並列的地位。不過政府對此採取了默許的態度,因為他們發現領袖並不反感,甚至還顯得比較受用。而這也讓宣傳出現了脫韁之勢,這股潮流開始從國內向國外溢出;並且在其中打頭陣的人,正是習近平自己。

在上台的最初幾年,習近平曾不只一次在媒體上放話說「我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並且號召大家「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這番話被媒體們會意,它們開始宣傳習近平與書籍的淵源,還羅列了幾份「領袖書單」。而「網民」們也應景地感嘆道「主席的博學讓人欽佩」、「領袖的勤奮讓人自愧不如」……。

這段時期的主流媒體,幾乎都在頌揚習近平的讀書故事。但中國有句老話「飯不宜飽,話不宜多」。在一件事上見好就收,往往還能留一絲餘韻。然而媒體的吹噓卻助長了習近平的膽量,讓他走上了一條覆水難收的路。或許他看到此舉成效顯著,便忍不住把這個話題擴展到了外交場合;2014年初,習近平出席俄國冬奧會時向採訪者說「讀書已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並列舉了自己所讀過的俄羅斯作家,有戈里,萊蒙托夫,普希金,克雷諾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等,並表示書中的許多精彩章節仍記得清楚。

而在同年3月,習近平參加中法建交50年大會,他拿出一張詭異的稿件,面對鏡頭開始逐條念出他所讀過的法國名著,以及他讚賞的法國藝術。這和俄羅斯的場景如出一轍,只是名單換了法國人,有蒙田,拉封丹,司湯達,到福婁拜,大仲馬,乃至於凡爾納等;而藝術領域則包括莫內,塞尚和羅丹等。

這場演講的氣氛有些異樣,顯然法國人對此感到不解;不過習近平此番演講的效應還沒有擴散,而這也讓他一鼓作氣;在2015的英國國事訪問中,他在參加倫敦晚宴時習慣性地拿出稿件,如法炮製地開始念書單;這次的講稿較長,整個講話也幾度間歇。他從古希臘名人念到了近代藝術家,當然也特別突出了英國。

此刻的習近平已如脫韁之馬,只待拿下全世界的書名。在同年對美國的訪問中,他也沒有放過美國人,在演講中將具有影響力的文人及著作一網打盡。在這幾場跨國訪問中,習近平硬生生地將演講變為了報幕,他的稿件很長,念完一張撤走一張,而且要逐字逐句看清內容後才抬頭發言。而且他的書單過於冗雜,從文史哲到經濟政治,從先秦諸子到西方藝術,幾乎像一部世界名著彙編。

然而習近平可能沒有注意到,當他幾次三番的念稿之後,氣氛開始變得微妙;外國聽眾對一個獨裁領袖販賣他們的文化感到錯愕;而中國人則份外尷尬,很多國人為這一幕感到臉紅,因為習近平此刻代表的是中國。這幾份國際書單開始在世界網絡中擴散,習大大藉此闖出了名頭;但同時也有人察覺到了災難,其中就包括習近平的幕僚們。

論謀臣

對獨裁領袖來說,臣子們通常會為他描摹一幅理想的個人畫像,為的是不觸犯其尊嚴;正好似朱元璋的宮廷畫師們從不畫他本來的面目一樣。但獨裁者又不能盡信臣子們的阿諛,否則會障蔽判斷;就像習近平的幕僚團隊那樣,彷彿集體陷入了魔怔,以至於鬼使神差地相信念書單這種小聰明可以創造個人魅力;而最奇怪的是,習近平也鬼使神差地照做了;並且《人民日報》還一本正經地把這些稿件做成了「習大大的書單」。

《人民日報》一本正經地把這些稿件做成了「習大大的書單」。(圖:網路)

可以說這是近代政壇上最荒誕的一場鬧劇,一國領袖即便再無知也不至於如此失格;這的確有習近平幕僚的責任,他們缺乏常識,不做考察,沒有考慮到習近平早年不可能看到這些書;但核心的問題還在於習近平自己失察,沒有考慮到正常人不會動輒念書單。這幾番讀書演講恰恰暴露了他的匱乏,讓他遭到十足的嘲諷。如果說習近平的幕僚是個出餿主意的團隊,那麼他自己則表現出無知無畏的態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明白得太晚,當反應過來時已難以挽回這一出敗筆。

並且這番舉動還有一個附帶影響,就是讓習近平自斷了退路;因為不刻意提到讀書,很多人還無法掂量他的深淺;但要扮演專家,就沒法在學問上留有餘地。而習近平又常常讀別字,這就更加深了人們的疑惑。人們發現他時常口誤,例如把「頤指氣使」和「金科玉律」這類俗語念錯;不過這還算無傷大雅的口誤,而當他把「精湛」念作「精甚」,「贍養」念做「瞻仰」,且在發言中被鏡頭拍到「巋然不動」這個詞竟然有注音時,人們就看出他識字不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麼。

其實歷史沒有規定國家領袖必須博覽群書,只是獨裁者往往熱衷於造神;尤其是中國的領袖不乏文人,這更讓習近平生出了攀比之心。但他可能沒注意到,讀書人不會賣弄自己;例如毛澤東就遍讀經史,但他從未標榜自己讀過多少書;再比如江澤民涉獵過西方文化,他曾在接見法國總統時讚揚法國文化底蘊深厚,有名人如巴爾扎克等;就如此簡單一句話,點到即止,顯得落落大方。

這種文人風度很讓習近平羨慕,因為這是他的痛點。很多人都知道他讀書不多,如毛澤東的秘書李銳曾說:「沒想到他(習近平)文化程度那麼低」。這種評判會讓習近平感覺難堪,讓他無法與那些風雅的領袖們並列;因此他顯得很急切,並在對外公布的履歷上註明自己是博士;但這種強調讓他顯得自卑而短淺,因為每個人的環境和時代背景不同。拿前任領袖們來說,毛澤東生於民國後期,處於一個文化氣息濃厚的氛圍;鄧小平早年在歐洲留學,同時做資本主義的功課;而江澤民則接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

但習近平卻在忽視背景的情況下,草率地冒充文人。這反映出他的整個團隊都很魯莽,他們只考慮修補主子的短板,以至於創造了一種脫離現實的形象。他們本想為習近平搞一齣「詩書負笈」的戲碼,卻不料透露了領袖「文表而枲里」,讓他成為了世界的笑柄。

究其根本,其實是習近平本身缺憾太多,因此產生了對個人魅力的執迷;這導致他的團隊眉毛鬍子一把抓,希望各方面都能佔一頭。比如在讀書之餘,他們還打造習近平愛運動的形象,讓他在鏡頭前呼籲全民健身;對歐巴馬說每天游一千米估計也是幕僚們的主意,因為游泳往往可以彰顯膂力和積極性,就像毛澤東遊長江曾被傳頌一樣。

但習近平的團隊瞻前不顧後,他們把習塑造得博覽群書,卻沒有考慮到他不怎麼識字;把他打造為一個運動健將,卻沒有聯想他大腹便便的身型—打造形象多少需要外部特徵的對應,例如普京要做硬漢,他就會騎上摩托車和拿上獵槍;薄熙來提倡運動,好歹會給重慶修登山步道;而胡錦濤出國訪問,也能和日本國手福原愛打一局乒乓球。

反觀習近平的謀臣們,一味地罔顧現實,他們的宣傳毫無鋪墊,也不考慮是否存在抵觸。在習近平登基後,政府按照慣例製作了一張領袖半身像。但這張像和習近平本人差異甚大,照片的美化讓他成為歷代領導人中最脫離現實的一個。

觀察這些人設策略,其實可以看出習近平的團隊中有人留過學,喜好從國際視角來創造亮點。《人民日報》曾經在外網發布了一個短視頻〈Who is Xi Dada?〉,在其中借洋人之口去宣傳習近平,在對外國青年的採訪中,大家都表示習近平「富有才幹」,其中的女青年還認為他頗具男性吸引力。

在對外國青年的採訪中,大家都表示習近平「富有才幹」,其中的女青年還認為他頗具男性吸引力。(圖:取自網路)

這個視頻是習近平訪美前發布的,和念書單有異曲同工之效。這些受訪者的奉承被外界強烈質疑,人們聲稱在其中嗅到了朝鮮的宣傳氣味。同時,為推行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媒體製作了一首童謠〈The Belt and Road is how〉,並聘用外國兒童進行演唱。但這首歌在網上遭遇惡評,許多國家的網友留言指責,其中有人說「這是讓小孩對基建感興趣?」或者說「顯而易見,一帶一路始於童工。」。

上述這些宣傳,顯示出一種洋墨水的成分,但這個墨水顯然經過了封建色彩的過濾。習近平的團隊希望在國際輿論中做出嘗試,但他們沒能把握國際文化的脈搏;人們認為這些宣傳十分低俗,並對兒童做為政治工具感到反感;有人就此製作了一首反諷歌曲〈This is China Xi〉,同樣以童謠的方式,揭露習近平在國家治理中的陰暗面。

一首反諷歌曲〈This is China Xi〉,同樣以童謠的方式,揭露習近平在國家治理中的陰暗面。(圖:取自網路)

皇帝和魅力型領袖

習近平的宣傳不但在國際上遭遇了挫折,在國內也同樣走得步履維艱;這源於他對政治形象存在過於迫切的需求;因為他在上台前是一個能見度不高的官員,整個政治履歷平平,並無值得誇耀的政績。他在一個複雜的政治環境下被選為中國領袖,而這種環境並不能給他以安全感。

這樣的資歷讓他難以得到各階層的認可,而他指望在上台後去彌補這一切;他明白人們對國家領袖的要求不同於一個地方官,因此不能繼續保持平庸;他至少要有比肩前任領袖的政績,才能證明他有資格執掌中國的權力。

雖然習近平在上台的兩年內就打掉了大部分敵對勢力,讓權力前所未有地集中,但他一直陷於一種深刻的不安和自我缺失中;這種情緒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中國舉辦抗戰70周年大閱兵時表現得尤其突出;這是習近平第一次閱兵,按慣例來說,正是展示領袖權威的重要場合。他坐上觀禮車,巡視三軍;但在整個過程中,習卻沒有展現出掌權者的從容,反而顯得神情僵硬,意氣消沉,似乎籠罩在一片焦慮中。

這是一種深層不自信的表現,是個人權威尚未穩固的狀態;這在過往的領袖身上很少見,況且習近平年富力強,不過60出頭;而回顧1984年的閱兵式,鄧小平已80高齡,卻依然顯得精神矍鑠,躊躇滿志。

人們逐漸在習近平身上看出某種欠缺,大家很難說到底欠缺什麼,因為他似乎擁有一切;但這種欠缺卻十分致命,因為這是一種領袖人物的天賦和素質,這項天賦對掌權者來說十分重要,甚至比軍權更重要,這就是領袖魅力。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把領袖魅力定義為「人格的某種特質,使某人顯得與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擁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凡人無法獲得它們,而它們會被視為擁有神聖的源頭,而擁有他們的人因此便被認定為領袖......」魅力型權威則是建基於領袖「超凡的個人特質、神奇的洞見或成就,並吸引跟隨者盡忠和服從之權力。」澳洲心理學家倫·奧克斯對此做了一層註解,他說:「魅力型領袖精力旺盛,加上內心澄明,不會被常人的焦慮和內疚所困。」。

從歷史上來看,這樣的領袖通常是舊權威的挑戰者,他們會與傳統的權力嬗遞發生衝突;但正是這種挑戰者的意志,能創造一種內在信念,讓他建立屬於自己的權威。而這種超凡特質會被普羅大眾視為神授的印記,讓人民萌生追隨的意願。

所以天賦魅力會為領袖帶來君權神授的意味,即便是唯物主義者和民主世界,也會為這種魅力著迷;而對領導者來說,這項特質能造就他的「自我本位性」,這種「自我本位」便是獨立人格的錨點,它是個體的自我印證,標示著他在芸芸眾生中的獨一和稀缺。

歷史中的偉大人物必然是魅力型領袖,而政治開創者也往往是魅力型領袖;政治家們通常都渴望這種魅力,因為它能賦予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和號召力;然而這種天賦卻無法世襲,即便這個繼任者是一個皇帝。因為皇權無法賦予個人傑出的品質和讓人傾倒的風采;皇帝可以居高臨下,但魅力型領袖卻是一位學習者,友人,和導師;他們富有學識,並能傳遞深邃的思想—而這正是習近平所無法跨越的鴻溝,他和魅力型領袖的任何一條特質都無法匹配。曾有記者採訪他在梁家河當知青時的鄰居,他評價習為「一個不愛交流,也不愛說笑的人」。記者在香港採訪了一位習近平當地方官時與他接觸過的人,他評價習道:「很乏味,沒人會記得他」。

習近平的團隊在他登基後試圖補救這一切,他們搜羅了一切魅力特質往習身上堆砌,並試圖通過宣傳強加於全世界。而且為了符合魅力型領袖的思想家特質,他們還亟需為習近平打造一個思想體系。

然而中國的政治路線基本已被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所涵蓋,自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開始,價值體系已經淪為一種概念拼湊,顯然中國領袖的思想魅力在褪色。但習近平心有不甘,他不願像江澤民和胡錦濤那樣成為一個過渡型領袖,這讓他強烈地想要表現一種思想見地。

習的幕僚殫精竭慮,終於為他想出了一個頗有氣局的概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口號旨在把習近平塑造為一個曠世英主,具有民族救星的地位。它顯示出習近平強烈的好勝心,但卻傲慢地把前任領袖們排擠到次要地位。因為它表示中國此前都處於蟄伏和衰微的狀態,才需要某個偉人來一改頹勢。

而反過來,這個口號也沒有給習以自信;他仍然在前任們身上尋找可資借鑑之處,以至於身上時常出現其他領導人的痕跡。他在對內政策上仿效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在樹立權威上仿效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外交上仿效江澤民的文化氣質;但他並沒有內化這些特質,因此顯得格格不入。

習近平始終不明白,領袖素質是一種靈魂上的深度,是歷史進程刻畫在政治人物內心的烙印;它是個人的閱歷,素養,以及後天磨礪所促成的自我本位的覺醒;無論做為一個宗教家,獨裁者,還是民主鬥士,必定要樹立這種自我信念的篤定,才能將自己的意志貫徹至終。因為本固才能葉茂,唯有發自於內的認知才具有生命力。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一念書單就讓人看出是在做假,因為他絲毫沒有散發出內在的真實。

雖然習近平上台後取消了任期,以讓自己具備長期執政的條件;但其實任期制並不是問題,問題是他不具備服眾的特質。他創造了很多概念,但一直沒能找到一個可依附的內核;他時常說出自我標榜的話,但具有濃烈的假大空色彩。在歷任領導人中,他是言辭最空洞的一個。在2016年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習近平說要給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這種言論就毫無意義。他傳達給世界的印象和他本人大相逕庭,但他卻相信這些手段能賦予自己魅力,以致於不可自拔地投入到一種自我編織的幻想中。

負重前行之路

縱觀習近平執政10年,會發現他性格比較強勢,在政策上也比較激進。但從人格上來說,他卻是一個被動者。從頭至尾,他都很少坦然地自我表達,而更像被人推動一般,顯得亦步亦趨;並且在幕僚們粗暴的推波助瀾下,還一路走得跌跌撞撞。這些因素都在積累他的不自信,也讓他表現得越發拘謹-在2021年7月的世界政黨峰會上,習近平按照慣例讀稿,但在近尾聲時,卻重複念了之前的稿件;有人從旁將後續稿件遞過來,習近平渾渾噩噩地問了句:「我這說完了嗎?」-這顯示出他的精神狀態很不穩定,且注意力不足。

此外在俄羅斯的聖彼得堡經濟論壇上,採訪女記者向習近平問及中美貿易戰,說川普是個精明的談判者,中國打算如何應對?他思索一陣後,翻看了一下手上的冊子回道:「我看看我準備的這個本本上有沒有這個內容」(本本大概是幕僚為其準備的發言稿)。

這是一個很尷尬的場面,人們發現習近平離開稿件就異常困窘,他無法自如地回應預設範圍之外的問題。而面對這一幕,國內的喉舌只能沒話找話,辯解說是習主席在刻意展現幽默;但實際上任何人都能看出這是一個困頓的局面,習近平的反應讓人聯想到毛所批評的本本主義,讓人感到他十分教條化。在這上面人們不免聯想到鄧或江這些領袖,他們在外事場合中矯健的談鋒和此刻的習近平形成了鮮明對比。而此時在台下隨行的王毅和楊潔篪都一臉茫然,兩人既感到關切又感到失落;他們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最後卻產生了一種無力感。

為避免更多的挫折,習近平只能盡少地表現自己,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刻意地低調處理。這自然能讓他少出岔子,但另一方面也讓他的政治形象越發蒼白。人們看出習近平在治國上缺乏建設性,而這種負面印象不可避免地會延伸到政權本身。習近平對此感到緊張,因為這意味著他的執政基礎在削弱,會讓他遭受更多的質疑。

這刺激到了習近平對權力的執念,為穩固權威,他讓幕僚們為其編寫了《習近平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並在19大時將其寫入黨章,又在次年的13屆全國人大會議上將其寫入憲法;與此同時,全國把習思想納入學校的教育課本,同時也將其開發成移動應用,以讓公務員們定期學習。

這些舉措是為了讓習近平的聲音對國家進行全方位覆蓋,並在一種強迫的意味下表明他的執政合理性。同時為了穩住局勢,他大力營造宣傳氣氛,讓媒體和喉舌去粉飾自己;多年前人們曾因薄熙來濫用網評員而批評他,但沒有料到習近平對此的狂熱尤有過之,他讓輿論引導制度蔚然成風;無論學校,機關,公司,還是社區,都遍布著輿論維穩員,以維護領袖的偉岸形象;政府打算把讚美領袖作為政綱,要求全民都具有政治自覺性。

然而這種輿論濫用正體現了習近平內在的匱乏,暴露出他執政力不足的困境;他擴大宣傳是擔憂自己的形象在對比其他領導人時落於下風,尤其是那些能力傑出的近代領袖,如江澤民和薄熙來等;他一度羨慕他們舉止從容,能言善道,可以在國際社會中如魚得水;江澤民曾在華爾街敲鐘,也曾在哈佛演講;薄熙來不是總書記,卻得到了各國領袖的讚譽。他們身上總有發掘不盡的素材,而習近平卻不得不藉助於媒體和網評員的鼓噪,去製造一種成就卓著的幻象。

習近平當政這十年,是網絡水軍最洶湧的時期。因為他執政的缺漏太多,只能依靠這種偏方來彌補。但輿論煽動終究是無本之木,沒有任何政治家能依靠它維持地位永固。同時偽裝民意顯得過於猥瑣和下作,網評員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都臭名昭著,其引導輿論的邊際效益也在遞減。而且當一群烏合之眾獻媚表功的時候,往往不知節制;例如有人嘗試編輯「習主席語錄」這種新一代紅寶書,也有人把習近平的畫像和毛澤東並列,就像華國鋒當年的待遇。此外在「大國崛起」的論調下,喉舌們掀起了「厲害了我的國」宣傳活動,以誇耀習近平帶領中國步入強國之列。還有大學研究員發表了〈中國國力全面超美〉的文章,並羅織數據來證明這個論點。

這類文章在國內引發了批評,人們認為這會帶動新一輪的浮誇風,即便是官媒也不得不叫停這種做法。顯然習近平身邊有人發現,這種風氣夾雜著捧殺的風險;有人在暗中使力,試圖把習推向一個極端;而「低級紅高級黑」這個詞也在此時被提出來,官方指責各種誇誕吹捧看似幫忙卻實則拆台。在習近平上台這些年,整個外宣就處於這種摸爬滾打和左右衝突中。而習近平自己也有所警覺,他在一篇講話中說「不良文風蔓延開來,不僅損害講話者、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黨的威信……。」。

這是個矛盾的現象,因為習近平的團隊就是過度宣傳的始作俑者,而他們又要對此進行降溫。作為一個領導人,習不會不明白過火的吹捧是危險的,但他對個人崇拜的熱衷造就了這個投機市場;他有時候也很難判斷哪些宣傳是合宜的,因為他拿不準這些人是否真心在幫他-在人大會議中時常出現一些情緒激昂,飽含淚光的人大代表,對著鏡頭感嘆習近平的偉大,並希望他執政終身。這些矯揉造作的奉承一方面讓他感到不安,一方面又讓他感到寬慰。習近平雖然要杜絕不良文風,但又需要它們來召喚忠誠。

因此各路媒體挖空心思地往他身上貼金,試圖為領袖打造一座偶像金身。但習近平的個人特質太薄弱,以至於這些金箔一貼上去就剝落下來。各種讚譽在他身上總像雁過無痕,無法駐留。而這也是中國媒體的困境,他們在習近平身上感到很吃力,比任何一個領導人都吃力;他的形象早已千瘡百孔,即便最會搬弄辭藻的人也感到力有不逮。但凡他身上能流露一星半點的閃光,媒體都像如獲至寶,立刻集體躁動。

不過大家都明白,這些用宣傳所揮舞出的流光溢彩總會消散,剩下的將是顯而易見的簡陋和破敗。而習近平的壓力比媒體們也不遑多讓,他用空前的力量來做政治宣傳,但始終無法獲得牢固的擁護;他的執政就像逆水行舟,需要馬不停蹄地造勢,一旦在炒作上有所鬆懈,形象就會迅速褪色。雙方就在這種情形下勉力加持,但無奈朽木難支,付出再多努力也還是看到對方一點點垮下去。

大國內政一:重塑權威

習近平原本希望以擴大宣傳的方式,來激發人們對他的好感;但他又欠缺自我支撐的優勢,因此難以留住人們的擁護。這導致人們對習的態度很矛盾,大家一方面感到他的表現差強人意,是個不合格的領袖;但一方面又看到他手握重兵,因此不得不在表面上虛與委蛇。

而這也讓習近平政治思路經歷了一場轉變,在一開始,他並沒有打算把個人崇拜搞得太隆重;他雖然宣揚紅色思想,但和薄熙來的唱紅是基於同樣理由,就是處理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民主自由化後遺症;這是共產黨的集體決策,而並非他們的個人意見。反而習近平在登台之初就試圖展現一個先進的形象,希望以此招來大眾自發的擁戴;不過這種嘗試遭遇了挫敗,他發現越是搞政治秀,自己的弱點暴露越多,而這也為他招致了批評和嘲諷。

這讓習近平萌生了一種逆反情緒,他認為人民在改革開放下被過於縱容,以至於失去了對領袖的尊重-他放棄了打造國際形象的努力,而開始強化內政。他把自己的困境上升到整個政黨的層面,認為勢必要箝制人們的言論和禁錮他們的思想,否則他們就會對政權生出異心。

這個局面實際已經越過了政黨內部所認可的界限,高層打算遏制右傾和民主意識,但並不意味著要走向個人崇拜。但習近平卻藉此加強個人集權,並在執政作風上轉為偏激。他相信一切改革都可以退轉,自由思想也可以被抹殺,比如伊朗和柬埔寨就是成功的案例-這兩個國家都曾經歷過民主改革,也獲得了短暫的社會解放,但經過獨裁者們的努力,最終還是把國家拉回了專制。

這種由民主向專制的逆轉型,給了習近平啟發;他要一改中國人思想上的放任局面,讓他們重新學會敬畏。他修改了黨史,把包括文革在內的一系列錯誤,都重新定義為一種探索。他要人們把不良認知剔除,並將共產黨定義為毫無瑕疵的政黨。他在黨史學習大會上強調說:「一些錯誤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誇大黨史上的失誤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黨的歷史,攻擊黨的領導。」

而為了為重塑專政的權威;習近平的政策也顯得越發凌厲,並在宣傳上有意無意地製造恐嚇氣氛;他時不時地頒布一兩條嚴苛的法令,以此來給社會做壓力測試;如果民眾反應強烈,就把法案稍做調整;如果沒有抵抗,就不妨加重力道。

在中南海的一條條政令下,大家看到違背主流意識的媒體在網絡中消失,網信辦封禁了「影響青年人意識形態」的APP,並發布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要求演算法推薦的互聯網內容符合主流價值。此外文旅部加強了娛樂場所的管理,規定KTV傳唱的歌曲不得存在危害國家統一等九項內容。

習近平就是以這種溫吞而隱晦的方式,給社會管控層層加碼,並收緊人民的權利。在他看來,只要實施政治高壓,人們挺直的脊樑自然會彎下去;就像塔利班可以重新掌管阿富汗,伊朗可以從代議制退回到政教一體,緬甸軍政府可以推翻翁山蘇姬的民主改革一樣。

同時,為了讓領袖的意志絕對化,習近平打算徹底凈化中國;他認為國家要堅決清除那些影響政權的外道勢力。在這些勢力中,習尤其憎惡宗教;他認為社會主義容忍宗教是一種妥協,是政治路線的錯誤;宗教宣揚精神救贖,讓人們不向世俗權力臣服,這本身就與一黨制權威相對立。

早在胡錦濤時期,中國就形成了打壓宗教的風氣;而到了習近平這裡,更是認為下手宜重不宜輕;自2014年開始,政府以「三改一拆」的名義開始拆除各地的基督教堂和十字架;這場活動自浙江福建開始,逐漸推進到北方和內陸。僅浙江兩年間就拆除了上千個十字架,而安徽半年間拆除了九百個十字架。並且為了防範宗教活動回潮,政府將大部分宗教集會定義為非法活動,並在教堂內安裝了監控。

拆除宗教標誌被上升為國策,除基督教外,習近平也掀起了新一輪的滅佛運動和去伊斯蘭運動-山西仙堂山的世界最大坐佛像,河北皇安寺60米的觀音像,遼寧莊河市的千佛洞佛像等,都在習近平任內以各種理由炸毀或拆除。在雲南巍山縣,政府對伊斯蘭教展開了系統性打擊,官方以非法宗教場所為由,派出警察去突襲清真寺;而其實這些清真寺早已有所警覺,他們在此前給寺廟掛上了國旗,只是這未能成為宗教的保命符。

此外,政府同步地在文化領域內去除宗教痕跡;一些小學開始排查和清除有關「宗教,反動和境外」書籍,這個政策很快蔓延到中學,大學,甚至圖書館;管理員按名排查,以至於荒誕到尼采的《敵基督者》和舍爾巴茨基的《佛教邏輯》這類非宗教著作也被下架。

在習近平的去宗教化大業中,基督教遭患尤重,但他發現打壓教會反而激勵了信徒的熱忱;在一些被拆除的教堂前,信徒們屢屢聚集在廢墟上向十字架祈禱。這種執著讓中國這個無信仰社會感到難以理解,也更加讓習近平認為宗教是政權的威脅;他對此表態說:「堅決抵禦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透」,並且「中國的宗教必須中國化。」。

習近平下定決心,要扭轉業已執行了60年的宗教統戰策略,從這片大地革除神權的影響;同時,他還要建立一個文化上統一的中國,在打擊宗教之餘,他也開始對少數民族進行同化,尤其是那些具有本土宗教的民族。習近平認為這些民族的獨立信仰在滋養一種內生性的抵抗,因而分化了中央的權威。他改變了以往的懷柔政策,責令少數民族學校用漢語教學,並在各個方面取締其文化特權。這些政策尤其針對西藏,內蒙和新疆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區。

大國內政二:君威與法制

當年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人們曾詬病他對法制的漠視。但在今日,人們肯定會對他表示寬容。因為相較於習近平,他的手段早已相形見絀。

其實無論是信仰自由,還是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都被列入憲法保護。但這些明文對習近平毫不構成約束,他在踐踏法治方面,幾乎可以說任由一己之欲。

正如拆除宗教建築可以採用一些任性的理由,對信徒的打壓也可以採用地痞流氓般的手段;習近平旨在用領導批示,行政命令,和軍警鎮壓來取代法制。這不僅針對宗教人士,亦針對普通人;政府對一切群體都採取著高壓的姿態,例如在習近平任期內發生的深圳工人維權事件,和婦女反對歧視的抗議等,都被政府以雷霆手段鎮壓和抓捕。

但習近平發現,無論宗教拒拆還是民間抗議,後面總有一群支援他們的力量,就是中國的維權律師;這些律師通過法律途徑為大眾爭取權利,並指責政府的非法作為-這再次觸碰了習近平的權威,認為法制給了人們過多的話語權,尤其是給了律師對抗政府的資本。若說薄熙來當年對抓捕律師的質問還需要閃爍其詞,那麼習近平則顯得目空一切-既然維權是法制系統和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屏障,他就要親手去拆除它。

2015年7月,政府發動了著名的「709維權律師大抓捕」,當局在23個省份系統行動,對上百位律師,維權人士和公民記者進行了傳喚逮捕。這次事件中一些律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入罪,一些人被失蹤。政府在媒體上宣稱律師是社會事件的幕後推手,和訪民與犯罪團夥相勾連,炒作敏感事件,擾亂社會秩序。

而且最重要的是,習近平發現很多人權律師同時也是基督徒,這足見宗教會在無形中傳達普世價值;而當這些普世價值喚起大眾的良知和正義時,就會引發人們對專制的抵觸。

習近平很忌憚這一點,他把抓捕異議人士定為了國策。而且他有一個根本的看法,就是中國的人權抗爭實際來自於於西方的自由思想,這種思想正是資本主義刻意給中共製造的威脅。早在抓捕律師前,西方就點燃過其中一個導火線,就是在2013年,《彭博社》一年間數次報導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國高官的海外財產,並列舉了詳細數據和資料來源。

2015年7月,政府發動了著名的「709維權律師大抓捕」。(圖:取自網路)

這個消息讓政府異常緊張,並立刻用防火牆進行了屏蔽;這種言論自由的風氣讓習近平很惱怒,因為他們總在揭露各個國家的政治暗箱,尤其是揭露中國的官僚財富和少數民族問題;並且在習近平抓捕了律師和維權者之後,也是這些新聞媒體在國際上進行救助和聲援。

這種人權監督和自由價值的傳遞,顯然在策反群眾,給政府製造階級敵人;習近平認為形勢已發展到需要從源頭上切割的地步;在之前《彭博社》發布報導後,政府就拒發了該社和《紐約時報》等記者的簽證;而恰好美國認定五家中國官媒為「外國使團」,並非自由媒體;習近平也立刻回擊,吊銷了外媒的記者證,並同時驅逐了美國三大報業的記者。

而一旦趕走外國媒體,政府打擊維權的行為就會更少受到關注,讓習近平可以肆無忌憚;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的調查,中國2020年連續成為世界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僅在這一年就抓捕了117名記者,尤其是疫情期間前往武漢的記者。

在打擊人權上,習製造了創舉,他抓捕維權人士的數字超越了江胡兩屆領袖之和。他相信律師總有抓完的一天,記者總有噤聲的一天,少數民族也總有屈服的一天。中國可以接受低人權的狀態,而這最終能消除大眾的叛逆之心;如果全民都在歌頌領袖,那麼這種歌頌就會變為真正的擁護;就像朝鮮人民那樣,沒有辦法去分清現實中的真偽。(接下篇:〈客觀評價習近平》中篇:習近平的經濟學〉、〈客觀評價習近平》下篇:習近平的危機〉)

本文轉載自:【留園網】方舟與中國-〈客觀評價習近平(上)

不用抽 不用搶 現在用APP看新聞 保證天天中獎  點我下載APP  按我看活動辦法

已經加好友了,謝謝
歡迎加入【自由評論網】
按個讚 心情好
已經按讚了,謝謝。

相關新聞

編輯精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