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蓁／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本月初，台南市虱目魚養殖協會理事長王文宗召集漁民代表，宣布自2011年開啟的「兩岸虱目魚契作」，已經屆滿五年的試辦期，由於今年初寒害導致魚苗價格大漲，加上由中國提供的契作保證價格又調降至40元／斤，不符營銷成本，因此今年契作將暫停一年，另謀其他出路。
此消息一出，引起四方討論，各界反應不一，有長期參與契作的漁民跳出來大聲疾呼，擔憂過去被中間商壟斷價格的時代又要恢復，漁民將再度沒有議價能力喪失尊嚴；也有部分漁民擔憂市場行情將可能受到衝擊，將影響收入；但有更多民眾認為這從頭到尾就是一場政治樣版秀，是兩岸政治人物在南台灣基層的作秀舞台，現在終於可以不受政治統戰、回歸市場機制。
中國和學甲契作虱目魚，國台辦副主任龔清概（左一）訪視學甲虱目魚塭，和漁民座談，李全教（前右一）和學甲食品董事長王文宗（後）都列席。（記者楊金城攝）
回顧這五年，全台民眾心中最大的疑問是：這究竟是不是一樁「政治契作」？如何開啟的又為何現在面臨暫停命運？中止契作對漁民生活有影響嗎？以及，更重要的問題或許是這些接受「政治契作」的漁民們政治立場有沒有發生轉變？換句話說，經過了這五年，這項中國大陸對學甲漁民的農漁採購政策到底有沒有效果？
就此而言，我先講簡單的結論：沒有錯，這是一樁政治契作，若沒有政策的支持早就不具市場競爭力，這五年在中國的試賣，因為品質、口味、行銷等問題，這條台灣魚一直游不進中國市場，讓兩岸業者虧損累累，現在結束或許對大家真的是個解脫。但話說回來，契作並不是沒有正面益處的，它的確幫助了漁民的收入、穩定當地虱目魚市場價格，而且培養了彼此的互信和友善程度。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是無效且耗費金錢，理應中止；但從漁民的角度來看，這樣有利於漁民的政策被停止，頗為可惜。
漁民剪影。照片故事：漁民是看天吃飯的一群人，天氣好心裡開心，卻又擔憂盛產時價格會崩盤；天氣不好時又擔心大水無情，一年辛勞將血本無歸。契作提供的保證價格制度，帶給漁民的是心情上的安全感。但如今卻面臨中止。（圖：作者提供）
契作的緣起
儘管現在輿論皆認為契作是中共主動釋出的讓利禮物，但若談到當年契作的緣起，其實並不是那麼政治化，更貼切的描述應是台灣的地方政治人物在兩岸大幅開啟交流後，運用政商人脈企圖打入大陸市場，爭取商業訂單。一開始的目的其實是為了賺錢，只是後來在因緣巧合下開啟了兩岸史上的首宗漁業契作。
當時曾任學甲鎮民代表主席，學甲食品公司王文宗董事長，是常年往來於兩岸之間的深圳臺商，在該區經營虱目魚丸等臺灣食品生意。ECFA開放後王文宗為拓展大陸市場生意，透過前國民黨立委李全教及深圳臺商的牽線，爭取到前大陸前國台辦常務副主任鄭立中於2010年8月參訪臺南學甲鎮公所。在鄭立中與漁民座談過程中，漁民談及收入不穩等困難時，當時鎮長謝財旺向鄭立中建議推動兩岸契作養殖虱目魚，用穩定的價格及通路幫助改善漁民收益，鄭立中當場同意並允諾回去商量執行辦法，並在隔年4月開始執行。
然而執行5年以來，契作無法持續的原因，可由以下經濟和政治兩大方面進行討論：
經濟方面：商品競爭力不足打不進大陸市場
虱目魚契作當然有政治性的因素，學甲漁民符合中共對台政策中的「寄希望於臺灣人民」方針，尤其又符合了臺灣人民之「三中一青」（中南部、中下階層、中小企業、青年）裡的「中南部」及「中下階層」群體，因此，虱目魚名列18項早收清單之一，可享三年內逐漸降稅至零關稅之優惠政策，並透過具保證價格制度的「契約合作」讓學甲漁民能夠共享兩岸和平紅利。
擁大陸國台辦副主任人脈，又有優惠政策加持，還可以透過總資產至少36.44億人民幣的上海水產集團去大陸市場鋪貨營銷，台灣這邊只需要負責專心生產就好，這讓虱目魚可說是以人生勝利組的姿態前進中國大陸。可惜好景不長，第一年的新鮮感過後，上海人還是難以適應有土味、多刺的虱目魚，中國好吃深海、冷水、刺少大型魚種，虱目魚則是暖水、多刺小型魚，多數中國家庭主婦根本沒見過這種魚也不知如何烹調，但契作又是以全魚輸出，確實會面臨困難。
虱目魚是暖水、多刺小型魚，多數中國家庭主婦根本沒見過這種魚也不知如何烹調，但契作又是以全魚輸出，確實會面臨困難。（記者湯佳玲攝）
除了上述口味外，另一個問題是契作帶著社會福利色彩，宗旨是照顧弱勢，這和以強調競爭力為優先的商業邏輯不相一致。負責契作的主要關鍵人物王文宗及謝財旺皆具有民代背景，在契作執行過程中諸多細節並不以標準化的企業規格要求漁民，而是充滿濃厚的地方家長式的人情味，即使魚的大小不合規定，但在一定範圍內還是咬緊牙根一併收購。這也就是為何王董常流露出這是為鄉親做事、照顧地方經濟、幫助漁民不被中間盤商剝削等感性言論，不滿契作總是被抹黑、抹紅。必須肯定主事者確實為當地漁民出力甚多，但由於「辦社會」和「搞企業」的邏輯不一樣，契作一直難以真正達到市場機制的標準。
現在中止契作，倒不至於會影響到漁民的溫飽，因為收購量並不算大，過去每一戶的承包僅1.5－3萬斤，對漁民來說只是「交個朋友」的數量，因此不會造成生計困難。但暫停契作卻有可能會衝擊到好不容易稍微改善的「中間盤商」產銷問題。
我國產銷制度一直存在中間環節不夠透明、有人為操作空間等問題，漁民們的血汗錢常就任由他人喊價，辛苦養大的魚無法自己決定價錢，無怪乎漁民會以俗語「天下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形容最基層的勞力付出者，卻無力決定自己生產物品價格之悲哀。契作打破了中間商壟斷價格，直接向漁民收購，直接保障了漁民收入，並間接穩定了市場價格。
中止契作不至於會影響到漁民的溫飽，因為收購量並不算大，過去每一戶的承包僅1.5－3萬斤，對漁民來說只是「交個朋友」的數量，因此不會造成生計困難。（資料照，記者楊金城攝）
政治方面：效果不大，無法撼動漁民之政治立場
契作的政治效果，從選舉結果論來看，是失敗的，沒有辦法讓綠地變成藍天。從2011-2016年經歷了兩次總統大選、五都選舉及九合一選舉，票數上檢視學甲的藍營支持率其實並沒有增加，仍然是一片綠油油，甚至更綠了。虱目魚契作反應了現階段兩岸經貿交流的客觀事實：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經濟利益並不能買到政治認同。
其實，要在短短五年就改變一個人長期養成的政治立場，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與其從選舉結果去分析「利益－投票」的因果關係，我認為更有意義的問題，其實是漁民在參與契作的過程中，能否增加對對岸的好感並降低敵意，因為這才是真正影響兩岸未來和平發展的關鍵。
鄭立中與漁民在魚塭旁座談，瞭解契作情況聽取漁民心聲。（圖：學甲食品公司網站）
根據實際田野調查，漁民們從一開始的懷疑與不信任，到合夥的聯盟關係，再到彼此互信，需經過長時間的互動相處和實際檢驗，配合我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針對契作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參與契作的漁民雖然不會改變既有的政治認同，但透過契作這個平台，雙方因互動、溝通逐漸累積信任感，確實可令漁民們產生對中國大陸較友善的政治態度。
可惜，這樣的政治效果太過微弱，在五年試賣期屆滿時，除了在2014年底的「九合一選舉」中，謝財旺（無黨籍）主打契作與兩岸經濟牌，連任臺南第三選區市議員外，在其他歷次選舉結果中，學甲區沒有其他實際的政治業績，契作因此也就難逃被暫時中止的命運了。
總結上述，虱目魚契作的暫停，可被解讀為政治經濟效益的停損點。經濟上來說，經過了五年時間，來自台灣的虱目魚始終無法躍龍門，游進中國市場；政治上又因為效果不夠顯著，沒有辦法產生示範效應，加以碰上新政府上台前的政治觀察期而順勢喊停。契作短短五年，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能無關痛癢，樂天的漁民也只能無奈地接受，安慰自己頂多就是回到過去的原點。但經過這場風波，契作就像是一面鏡子，反映漁民們的困境與期盼，當前弱勢產業的問題與需求，以及長久以來產銷制度上的沉痾，這些都是即將上任的新政府需正視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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