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正中
軍事審判的存在，等於是將國家司法權割裂行使，而且是以職業來決定審判權的歸屬，正當性已非無疑。
再者，軍法機關由軍人組成，難以跳脫軍政體系的干擾；加上軍事法官檢察官的考訓任用，乃至於偵審案件的範圍，專業性遠不如一般法官檢察官。因此，學者多認為非戰時的現役軍人應回歸普通司法審判。而實務判決上對此也多有支持，例如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九年度判字第五九五號判決，否定軍法官是憲法定義的法官。司法院大法官也認為，軍事審判制度並無憲法明文，並非專屬審判，軍法官之身分保障有檢討之必要（釋字第四三六號）。
憲法第九條雖規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但這只是立憲者欲保障一般人民不受特別審判程序的侵擾，並不能反面擴張解釋認為「現役軍人須受軍事審判」。然，軍事審判在我國行之有年，也曾在戒嚴時期擴張適用。直到一九九八年發生江國慶案爭議，促使了軍事審判制度在一九九九年大幅修正，除修正為宣告死刑、無期徒刑之案件，須依職權上訴最高法院外（軍事審判法第一八一條第二項），更容許被告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時，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分別向最高法院、高等法院提起上訴（軍事審判法第一八一條第四、五項）。等於是立法者對軍事審判的不信任，也是非戰時現役軍人回歸普通司法審判的第一步。
回顧解嚴後這二、三十年來，鮮少聽聞軍法機關辦出什麼振奮人心的案件，反而一再發生各種荒謬與弊端。戰爭時期，因應部隊作戰特殊性，軍法審判或有其需要；但非戰時的現役軍人應回歸普通司法偵查審判，除了保障當事人訴訟權，亦能對軍隊摘奸發伏，確有其必要性。（作者為法律系畢業，中山大學亞太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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