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敏勇
台灣的書店經營不易，因為閱讀並未成為生活的必要。書籍的社會構造：作譯者與閱讀者形成兩端，中間有出版社、印刷廠與書店。書店因書而存在，有多種形貌和規模。一個國家，可以從書店的質量看出文化的樣貌。
二○○一年秋天，我在圓神出版事業機構擔任社長策劃一場「世紀先覺對談」，邀請李登輝、彭明敏兩位戰後台灣政治史的典範人物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談「跨越兩個國度的人生」，約三千人參與，台視實況轉播，國內外媒體競相報導。一九二○世代的兩人在日治時期的知識與文化養成反映閱讀條件，他們在類似大學預科的高等學校時期，幾乎遍讀約五百本世界名著。愛讀書使他們卓越非凡，兩人的政治際遇成為我的歷史小說《夢二途》（九歌出版）。
日本經由大唐維新形塑傳統文化內涵，再經明治維新歐洲化形塑近代文明。台灣因被日本殖民，也因此受到影響，台灣人把被殖民的傷痕化為勳章。書與咖啡在戰前的台灣與日本，是知識與教養的象徵，也成為生活中的「氣持」。戰後，日本語曾被禁止，二二八事件大量台灣人精英被屠殺，閱讀的文化被破壞。重物質輕精神的社會風氣瀰漫，加上國語文教育的封建八股桎梏，書的意義被破壞了。
書店因出版與閱讀的低迷而沒落，但咖啡館興盛。在於閱讀經由心智，啜飲咖啡經由口腹。政府不斷提出出版振興方案，但生活中缺乏文化志向，徒具形式，徒勞無工。缺少類似明治維新的文化政策，國民生活無法養成閱讀的普遍習慣。過度實用目的性的文化態度，書在生活中並不必然需要。以書為核心的閱讀以及其間的出版，書店也困頓。
咖啡館無須政府振興方案，一家一家在街頭巷尾林立。台灣一年的咖啡消費大約卅億杯，但出版總值下滑至一年約二百億元，平均每人每年購書不到一百元。相形之下，書與咖啡不能相提並論。為什麼？
戰後之初的語言和政治病理並未療癒，閱讀成為不盡必要，文化上缺乏自我啟發性。曾以《流浪者之歌》在台灣也風靡一時的德語詩人赫曼．赫塞，在他的一首詩〈書〉說「這世界的書／並不是都會帶給你幸福／但它們會悄悄地／教你回來到自己內部／在那裡「藏著你需要的一切／太陽、星星以及月亮⋯」引人深思。
閱讀在生活中像飲用咖啡一樣成為日常，書店才能振興，出版才能發達。台灣需要更多好的作家，包括詩人、小說家、散文隨筆家、⋯以及眾多閱讀者，形成文明社會，不能只見粗鄙白賊政客譁眾亂政。
（作者是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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