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共和國》洪財隆／ 尋找李前總統的經濟學家印記（上）～在潮州遇見李登輝

事實上，李前總統原本就是個經濟學者，尤其是在農業經濟學這個領域，很早就在國內嶄露頭角，甚至國際知名。圖為李登輝學校在2020年舉辦「農業政策；李登輝農本主義與台灣的未來」座談會。（資料照）

洪財隆／ 公平會委員

初次見到你的時候，我仍懵懵懂懂

這次我一定要看清楚

歌德《浮士德》（獻辭）, 李前總統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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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三年十月初，我到屏東小旅行，順道前往潮州拜訪老友吳啟禎。「遁世無悶」的老友品味極佳，攝影、音樂、茶道之外，閱讀更是廣泛，對歐洲戰後的社會民主體制尤其嚮往。午後客廳閒聊的同時，我的眼光飄向友人精心打造的那一大片書牆。這是我的習慣，每到一個地方，總會不自覺地聞聞嗅嗅有無書香。

彷彿是讀書人的默契，不待友人同意，我隨手翻閱起他的藏書，就像是在逛實體書店一樣。一直到我打開國史館出版的《李登輝總統訪談錄》這套書才停了下來，當時視線就停在這裡：

將來經濟的發展，應該以民眾的welfare〔福祉〕、utility〔效用〕、生活改善，做為最重要的目標。《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之四》，頁二七九

為什麼這一段尋常文字會在那個時候吸引我？仔細回想，很可能是因為那一陣子我剛好在構思一系列以人為本經濟思維的文章，而想法和李前總統相近，所以容易產生共鳴。又或者，無意間看到我們的前總統竟對經濟學術語如此嫻熟，驚奇之餘倍感親切。

事實上，李前總統原本就是個經濟學者，尤其是在農業經濟學這個領域，很早就在國內嶄露頭角，甚至國際知名。

所以，那一天我最詫異的部分其實是自己身為經濟學者，卻對登輝伯的經濟專業如此陌生。僅知他取得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博士的論文在美國得過獎，談的是「台灣農工部門的資金流動」，以及先是極力鼓吹、後來成功說服層峰廢除「肥料換穀」政策，對農民幫助很大。至於他的經濟思想為何？貢獻在哪裡？好像也沒辦法說出太多細節。

如果不苛求自己的話，比較合理的解釋應該是李前總統後來的政治功業和光芒，蓋過了早年同樣極其傑出的經濟學者角色。

從一九七二年被行政院長蔣經國任命為政務委員（主責農業政策、勞工職業訓練和石化業發展）開始起算，歷任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副總統、總統等職位，李前總統一共從政廿八年。特別是在擔任總統期間（一九八八～二○○○），主導、護持台灣從威權政治走向自由民主，素有民主先生的美譽；晚年更全力關注台灣的認同問題，允為台灣主體意識的重要建構者。日本的政界、學界甚至每每讚嘆，登輝伯已達政治哲人的境界。

我有不少經濟學領域的師長都曾直接受教於李前總統。當初「李教授」開過的課分別有台大經濟系所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以及台大農經系和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協助創辦，當時為省立農學院）的農業經濟學。

從他們口中也陸陸續續聽過一些「李技正」（農復會）、「李政委」（行政院）上課時的軼聞，例如有一年他的課幾乎沒辦法上完，因為屢被「經國先生有找」打斷。

至於我自己和他老人家並無淵源，唯有一次近距離聽他講話的「李登輝經驗」。如今想起，可謂彌足珍貴。

二○一二年五月底，群策會（同年改為李登輝基金會）主辦了一場「台灣國家經濟發展」的研討會。內容主要有兩部分，包括如何因應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所導致的經濟衰退，以及批判國民黨政府對中傾斜政策（美其名從中國走向世界戰略），尤其是二○一○年六月簽署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我因受邀在會中發表看法，所以有機會在會前和其他學者一起接受李前總統設宴款待。

記得當時年紀已近九十高齡的他，談興甚濃。遠至日本維新志士坂本龍馬的「船中八策」、一九九七年東亞金融危機期間新台幣匯率如何保持穩定（多次提到許遠東先生），乃至能源政策中有關核能發電與核融合新興技術等話題，無不滔滔不絕、如數家珍。甚至還說想去成大物理系旁聽電漿學呢，並作勢請辦公室主任王燕軍先生代為安排。如此博學健談和旺盛的求知慾，果然名不虛傳。

有人說我很喜歡唸書，其實是我比較好奇。我擔任過總統，總統就是總統，有需要讀書嗎？好像不必。但唸書和概念有關，而任何事情重要的就是概念的問題。《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之四》，頁二五六

日本人喜歡談概念，每件事都要概念化。《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之一》，頁○六七

「實在講，是安捏」，席間我也注意到，每當登輝伯想要傳達重要訊息、轉折語氣的時候，總習慣用這句台語發語詞。自信堅定的神情、鏗鏘有力的語氣，高舉理想（會說出政策是要實現我們的夢）卻又無比務實（明言制訂政策時必須有政治考慮），讓人感覺他似乎時時刻刻都在當真。也許這就是傳說中的豐富多變或人格魅力吧。

如斯感應，多年之後就在南台灣友人的潮州家中，我動起了探索李前總統經濟思想的念頭。最好奇的是，他早年的學術養成，尤其是他一輩子引以為傲的「兩部門農工模型」，主要受到哪些人影響，以及看待農業和經濟發展問題的架構和標準究竟為何？ 簡單來說，就是尋找李前總統作為經濟學家的印記。

關注期間則從他在一九四三年（廿一歲）入學日本京都大學開始，歷經兩次留學美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因出任台北市長而不再兼任教學工作為止，前後共卅五年。大抵就是李前總統的學術養成和學者生涯這兩個階段。

主要依據國史館在二○○八年出版（張炎憲館長主編）的《李登輝總統訪談錄》共四冊、今年甫出版的《李登輝先生大事長編》，以及《永遠的農業人》（豐年社，二○二二）和《春山文藝李登輝百年專輯》（春山出版社，二○二三）等書籍。

由於這些訪談實錄和評析都已非常精彩和完整，我能添增的觀點或線索恐怕都相當有限，反倒是對自己的意義更大些。透過挖掘、書寫和談論李前總統的經濟思想，也是一種知性時刻（intellectual moment）的再造與延長。（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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