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共和國》蕭新煌 ／解讀李登輝與「武士道」精神

前總統李登輝2004年出席「武士道解題─做人的根本」中文版新書發表會，暢談他在書中所要傳達的現代日本人心坎中的痛，重新鼓舞萎靡不振的「大和魂‧武士道」精神。（資料照）

蕭新煌 ／總統府資政、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前總統李登輝生前曾化身日本熱血漫畫男塾塾長「江田島平八」，穿上武士道服拍定裝照。（資料照）

在《「武士道」解題：做人的根本》（二○○四）的前言裡，李登輝直言「從出生到廿二歲止，我都是如假包換的『日本人』，也接受了完整的舊制日本教育。因此能體會、掌握日本優點，了解『武士道』精神價值觀的重要性」，「我一心想要追求，認識，乃至於貢獻自己的力量來加以保存的，確確實實就是『武士道』這種難能可貴的、偉大的傳統價值觀」。足見李登輝深受「武士道」精神內涵的影響。

他說「對於總統任內十二年的奮鬥，我自詡確實能一貫始終地朝理想奮進，而我內心最大的支柱，當然就是早年『日本教育』打下的『大和魂』，也就是『武士道精神』」。換言之，「當我有機會為台灣民眾做事情時，我便試圖在台灣讓武士道精神以獨特形式發揮」，「在擔任台灣總統十二年期間，一直感覺『新渡戶精神』就是我政治哲學之根本，是支持我大力改革的最主要精神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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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新渡戶精神，就是「他一生強調「平民道」（這是新渡戶對democracy民主的日譯），以及『非眾人皆能理解之言語，不用』的精神。也讓我徹底領受，並化為個人觀念的一部份」，「擔任總統期間，我絕對服膺『平民道』（民主）原則，講話遣辭用句都能讓我親愛的同胞『台灣人』全部聽懂，這是我感到安慰之處」。換言之，重要的是追求理想、堅持真理，世間的誤解與非難，則完全不加理會。可以說，我任總統十二年期間，都是以這種體悟、戮力前進」。

所以，「『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台灣與中國是兩個國家的兩國論），並非脫口而出的主張。身為一國領導人，我很清楚，此話一出必定帶來巨大的影響與風波。我至今深信無疑，若新渡戶稻造先生面臨如此狀況，應該也會採取類似的作法吧。因為這就是『武士道』的本質」。

他直言武士道精神首重「公義」和敏銳又正直的勇氣感和敢為堅忍的精神。義與勇確實密不可分，勇必須因義而生，否則稱不上有德性。他舉例，「我在擔任總統的時期，不斷被中共強烈挑釁，威脅要發動戰爭，台灣許多國民因此心生動搖，害怕起來，於是有人建議台灣乾脆臣服於中共統治算了；但相反的，有人主張『背水一戰』，徹底打擊中國侵略之野心。總之，關於是和是戰，國民意見紛紛，擾攘不安。

在此危機時刻，更須穩住大局全盤考量。我很清楚告訴自己，這就是國家領導人最重要的責任與義務」。「基本上，台灣人都非常痛恨中共的欺壓，我們當然也希望國民都具備更大勇氣，能與之對抗，……也就是必須『不惜生命』時，我們也有決戰到底的氣魄與勇氣，而這正是『武士道』的精隨所在」。

他又舉一九九六年飛彈危機為例，說明「只要我們有充分的防範措施，這些飛彈根本不足為懼，……一旦對方來襲，我們也有決心立刻予以痛擊。而我相信，具備臨戰不退卻的決心與正確的判斷力應是受『武士道』薰陶所致，因為這正是武士道最強調的『敢為堅忍之精神』，也就是『不能忍耐，就沒有真正的勇氣』。

他接著指出，武士道精神基礎還包括「仁」、「忠」、「誠」、「名譽」、「禮」等德性。他清楚地說，因為基於仁、誠、愛的要求，他的「兩國論」是希望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中華民國）能夠和平共存，這是兩國最佳生存之道。

二○○○年政黨輪替之後，他全力協助政權和平移轉，並全力給予新政權協助或建議。這完全也是基於「公義」的考量。很遺憾，「許多國民黨黨員與外省人仍對過去獨裁體制念念不忘，不甘心失去政權的事實，拚命扯新政府後腿，連我都被迫離開國民黨」。在李登輝眼中，那些不甘心的國民黨人士，就是只看到一黨的私利，而沒有公義，也更沒有對國家的大忠大仁。

李登輝進一步坦承他在政黨輪替之後，他在「見義而不為，非勇也」的體認下，基於武士道精神跳出來，站在火線的最前方，義無反顧，成為這種運動的領導人，出面號召成立台灣團結聯盟（台聯）。就是不想讓新台灣的民主倒退，並要讓阿扁總統無後顧之憂地帶領台灣。此乃「公義」、「大義」的表現。

此外，李登輝又提到他擔任總統時的「大陸政策」，背後也有很清楚的「仁」和「惻隱之心」。他說「我對中國大陸不會因此加以輕蔑，或見死不救。……我們希望大陸趕快進步，達到台灣的水平。

李深信武士道講「仁」，最重要的部份就是怎樣成為真正令人敬佩的領導者。無它，就是具備「王者德行」，亦即「最高德行」。他一再強調，他衷心所想，無非是「如何讓百姓眾生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他自認如果沒有「仁」的想法，他根本無法得到民眾的信賴和協助，也不可能在位十二年之久。對他而言，仁是武士道的內心情操。有了「仁」，也一定存在著「禮」。有意思的是，李登輝還在本書中，提到他與摩西帶領以色列奴隸出走埃及，處境有幾分類似；他似乎也以此「王道之仁」自許想帶領台灣人走出「新台灣」的應許之地。

最後他又闡述武士道中的「忠義」德性，他認為忠義與「天下為公」相似。他說「我任職總統期間，辦公室掛著一面『天下為公』的匾額，隨時以孫文先生這句話警惕自己。因為人類沒辦法一個人生存，必須發展『公』的社會關係。……就是培養國民『奉公』的觀念與情操」。「要帶動全體國民進行意識改革。最主要的還是必須實施『教育改革』和『心靈』（精神）改革，如果這兩項能成功。台灣民主發展就能更成熟，這正是我總統任內用心最深之處。」遺憾的是，前者成效迄今依然引發不少爭議，後者則是只有來自總統府的倡議，並沒有真正向下落實。

總而言之，要真正洞悉和瞭解李登輝政治生涯的作為和決策，以及其背後的哲理、精神和修養，就不能不從自認深深影響他的教育、成長、思想、決策、為政各方面的「武士道」精神。此一線索的確提供了很貼切的零距離分析視角來透視政治人物李登輝所思所為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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