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漫遊藝術史》當藝術史遇到城市(下)

從中世紀到十九世紀,都市空間在地表上可謂有增無減。但是除了城牆、廣場、大廈、拱廊這類被覆蓋的空間,也有讓土壤呼吸的綠地公園。尤其在十九世紀的紐約、倫敦、巴黎、維也納、舊金山,都可以觀察到大型公園的興起。在城市這樣的人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裡重新建構的大自然,也與藝術史相遇了!

張琳

續上篇

在本文,我將從十六世紀開始談起,但不再只有城市的視覺再現,更包含了城市本身的輪廓外型,這也和「建築史」學科的關懷有所重疊。羅馬是一個重要的例子。建築師波達(della Porta)接續前人,為耶穌會設計教堂(圖1)。最獨特的地方,就是連結起第一層和第二層的一對渦卷。渦卷背後藏起了壁撐(buttress),同時形成搶眼的裝飾風格

這個以直線為主的立面(façade,有些場合稱elevation),左右兩端卻出現了曲線,而且面積頗大,讓人立刻注意到它們。耶穌會是反對宗教改革、提振羅馬教會榮光的重要組織,隨著它在歐洲和南美洲的發展,波達設計的這個立面,不僅是羅馬街景的一大亮點,更是源遠流長,成為天主教世界裡,教堂外型的基本語彙。

【圖1】耶穌堂(Chiesa del Gesù),由1568年開始建造。(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的確,建築的立面,決定了市容,尤其到了「格局更大」的藝術家手中,會有更驚人的效果。米開朗基羅曾為羅馬西側的「卡比托利歐丘」(Capitolino)進行規劃,那兒原是一片遺址,米開朗基羅開闢了一個廣場(圖2),並用一條軸線連接廣場和市區。圍繞廣場三邊的大廈也是米開朗基羅所規劃(並由後人完成),為今日知名的「卡比托利歐博物館」(Musei Capitolini)所在。三棟大廈不以直角排列,卻毫無雜亂之感。如此安排,造就整個空間成為一個傑出的藝術作品,為羅馬城的壯觀再添一筆。到了十七世紀,巴洛克建築風格繼續為城市帶來令人驚嘆的景觀。貝尼尼(G. L. Bernini, 1598-1680)在聖彼得大教堂的門前,設計了精彩的列柱群(圖3)。上百支列柱排成兩彎月牙,合攏成一個大型橢圓廣場。將廣場連接到教堂的,則是兩側規律的廊道,其中亦有大量的列柱,如林蔭大道的樹幹聳立著。月牙像臂彎,擁抱世人;而廣場與廊道合在一起,則像一把鑰匙,開啟天國的奧義。

【圖2】卡比托利歐山的廣場。(圖片來源:卡比托利歐博物館官網: http://www.museicapitolini.org/it/infopage/tour-virtuale-dei-musei-capitolini)

【圖3】Fédèle Azari, Aerial shot of St. Peter’s Basilica, the Vatican, Rome, 1920s.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十八世紀起,城市與藝術史的關係,除了展現在規劃和建築方面,又多了一種新的意義。在霍加斯(Hogarth)的作品中,倫敦成了最佳舞台,上演繁華似錦卻滑稽哀愁的各式人生。他的「時下婚姻」(Marriage A-la-mode)系列繪畫一共六幅,描寫新興致富的商人之女,嫁入顯赫卻實則缺錢的貴族之家(圖4)。這樁婚姻好似雙方家長之間的買賣,不見新婚小夫妻同心協力,只見兩人各自出軌、對簿公堂。無奈當時的法律對女性保障較少,(圖5)中可以看到染病的女方「被休妻」、回到娘家。瀕死之際、無辜的孩子仍黏著媽媽,精明的律師卻早已釐清財產,迫不及待取走女方的戒指。

(圖5)右邊一隻乏人看顧的家犬,竟爬上主人的餐桌覓食。牠背後的窗戶,顯示出倫敦橋(old London Bridge)畔的雜亂景色,透露女方原本平凡的出生。遙想當年訂婚時,男方家位在冠蓋雲集的倫敦西區,窗外還有一棟正在蓋的帕拉迪歐式別墅(圖4);更可見畫家取材城市不同的地理位置、做出的用心安排。霍加斯早年試過歷史畫、肖像畫,但不算非常成功。直到他以歌劇為發想,首開先例,諷喻時下都市生活裡的種種道德兩難(moral dilemma),並以靈巧流暢的構圖和筆觸呈現,才造成轟動,獲得倫敦城中、上階級客群的青睞

【圖4】William Hogarth, Marriage a-la-mode 1. The Marriage Settlement, 1743. 油畫,69.9 × 90.8 公分。倫敦國家畫廊。

【圖5】William Hogarth, Marriage a-la-mode 6. The Lady’s Death, 1743. 油畫,69.9 × 90.8 公分。倫敦國家畫廊。

由霍加斯的例子,可以理解城市既是創作靈感、又是作品舞台、更是藝術市場,外加各種視覺「奇觀」(spectacle)的集散地。換言之,近現代的大型城市,儼然成為一座視覺文化的樂園。藝術史學者Lynda Nead把十九世紀的倫敦比喻成聖經裡的巴比倫城(Babylon),是充滿聲色與野心的。身為當時全歐洲最大的都市,倫敦在外環道路興建,城內道路拓寬、治安死角、瓦斯路燈、人口流動、休閒去處等等議題上,始終獨占鰲頭,開展出繁華多姿的樣貌。Lynda Nead 談論了大量有關倫敦的世態畫(genre painting)、地誌景觀圖(topographic views)、報紙圖文、商用海報、風景速寫、和地圖、老照片,成功說明了視覺產品如何再現出一座超越實體規模、因為人的意念和欲念而無限擴張的城市

同時期的巴黎也是毫不遜色,充滿新奇事物。詩人波特萊爾(C. Baudelaire)提出了「漫遊者」(flâneur)的概念,強調個體在現代城市裡的移動和觀看行為。文化評論者班雅明(W. Benjamin)則認為觀看經驗裡代表性的物件,是由捲曲鋼鐵樑柱打造的「拱廊」(arcade)

拱廊挑高的天花板採用玻璃,冬日可擋風雨,平時則有日光灑落。人們身處這樣的空間,可以同時享受室內的舒適和室外的寬敞。拱廊是有別於室內(例如咖啡館)、室外(例如巴黎街頭或公園)的第三種都市休閒空間,兼具兩者特質卻又不屬於兩者,堪稱十九世紀城市文化的重要發明。拱廊內則有數十間商家在兩側排開,形成「1」字形或「十」字形的走道。每間商店莫不以玻璃櫥窗作為視覺焦點,展示精巧奪目的工業產品,讓人們透過每一次觀看,深化他們對物質世界的執著和渴望。像這樣,從鳥瞰到特寫:城市街廓本身的規劃像是一件藝術品;城市裡的拱廊,又是一件建築藝術作品;拱廊裡玻璃櫥窗的商品,仍是一件件藝術工藝作品。如此層層套疊,像俄羅斯娃娃一樣,每開啟一層,就是揭露一次藝術(史)與城市的相遇。

本文最後,想提出有關都市和大自然互補的觀察。從中世紀到十九世紀,都市空間在地表上可謂有增無減。但是除了城牆、廣場、大廈、拱廊這類被覆蓋的空間,也有讓土壤呼吸的綠地公園。尤其在十九世紀的紐約、倫敦、巴黎、維也納、舊金山,都可以觀察到大型公園的興起。在城市這樣的人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裡重新建構的大自然,也與藝術史相遇了!十九世紀許多風景畫,都取材自城市裡的休閒綠地,像是後印象派的作品,就有許多鮮明的例子。筆者以為,城市,透過藝術史學科擅長的角度來觀看,像是圖像表徵、文獻史料、再現系統、情感連結、規劃形式、視覺文化等等,已成為一個專業研究與閒暇玩味的寶庫。

註:

1. 建築史學者認為耶穌會教堂是矯飾主義的範例,見 R. Furneaux Jordan著,蔡毓芬譯,《西洋建築史》(台北市:地景,2000年),頁195-196。藝術史學者宮布利希則認為是巴洛克風格。見E.H. Gombrich著,雨芸譯,《藝術的故事》(台北市:聯經,2012),頁388-390。

2. David Bindman, Hogarth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1). 關於「時下婚姻」窗外街景,見第四章。關於霍加斯成為藝術家的歷程,見第二章。

3. Lynda Nead, Victorian Babylon: Peoples, Streets and Images in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 Walter Benjamin, trans. H. Eiland and K. McLaughlin,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漫遊藝術史】張琳:〈當藝術史遇到城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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