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延文
日前有報導指出，荷蘭考量監獄人數過低，持續關閉監獄以及開放租借予外國政府使用。有讀者投書認為，台灣除監所空間及人力不足外，安全亦是一大隱憂，且荷蘭既能使犯罪率下降，台灣也應省思如何因應。
然犯罪率之高低，並非可用單一原因解釋，而是多重因素的交互影響，例如刑法罪刑範圍、犯罪偵查密度、社會經濟及教育等層面。而荷蘭乃高所得、高稅收、高福利的國家，其財產犯罪的問題上不多，行為人也大都是青少年，政策上多採寬容的微罪不舉和教化矯正，另外於指定場所販售及持有微量的大麻是可不受訴追，性交易在限定區域內亦為合法，且民眾對於輕微犯罪行為或損失的通報意願不高，這都是影響荷蘭犯罪率高低的因素之一。
就台灣而言，在統計上來看，台灣的刑事犯罪有逐年下降的趨勢，警察疲於奔波提高了犯罪偵查密度，也減少了潛在犯罪的發生，但其中最多的還是酒後駕車、毒品、詐欺等行為。實際上也有不少案件，還是來自於以興訟為業之人，為一己之私而徒耗司法資源。
然而，台灣的司法問題還是在於罪刑不相當，被告進不進監獄或刑期多久經常是看運氣，死刑不執行，法官寧可用無期徒刑替代，一罪一罰的結果又使得刑期不斷增加，而司法院又常常一句審判獨立，似乎就可以代表一切的公平正義。以上這些都還有待政府進一步思索，如何從教育面及價值觀面上建立起正確的觀念，讓台灣走向更友善的社會。
（作者為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研究科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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