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健智／桃園地院法官

轉型正義，旨在清算威權統治，而臺灣過往的威權統治，立足於戒嚴與動員戡亂的雙重魔咒。「我們只實施了千分之三的戒嚴」固然是托詞，卻也歪打正著地點出，威權統治要寬要嚴，都隨統治者高興。正因為這樣富有彈性的控制手法，轉型正義的具體課題遠比想像中還要來得曲折。

就拿司法轉型正義來說吧！照戒嚴法第七條規定，戒嚴令一發布，司法權就移歸最高司令官，訴訟案件通通都歸軍法管，法院跟檢察署直接關門，司法官回家睡覺就好了。然而，當戒嚴成為常態，全面移歸軍法並不符合統治需求，因此，行政院在一九五七年發布「臺灣地區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行審判及交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法」，區分軍法跟司法的審判權範圍，其中第二條規定，所謂的「匪諜」跟「叛亂」案件（犯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所定之罪），是由軍法審判，不歸司法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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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交由軍法審判，與司法無關，如果還有人要用白色恐怖的重大政治案件，來質疑司法的公正性，我反倒要質疑，真的有心要推動轉型正義，怎麼會連這種基本的事實都搞不清楚呢？（我知道一定有人要講「軍法跟司法還不是一樣？」呃，你到現在還講這種話，洪仲丘不就白死了？）

請不要誤會我。我不打算替淪為威權幫兇的法院漂白，我毋寧要指出：司法必須面對的轉型正義課題，多半出現在看似稀鬆平常的刑案，甚至出現在行政訴訟或民事事件，跟「匪諜」跟「叛亂」之類、所謂白色恐怖的重大政治案件，通常是沾不上邊的。

例如，蓬萊島案，把陳水扁、馮滬祥等當事人的姓名，連同「蓬萊島雜誌」的刊名遮起來，就只是一件有點複雜的妨害名譽案件而已；黃信介為推動總統直選，擔任「四一九大遊行」總指揮，事後卻因為違反集遊法遭判刑六個月，黃信介仍自願入監，這不但是轉型正義的題材，更是公民不服從的珍貴本土教材。

另外，過去不少土地徵收案，在徵收當時囫圇吞棗，等到解嚴之後，地主主張徵收失效、訴請返還土地，行政機關兩手一攤，一句「時間太久資料都不見了」就推掉一切責任，法院竟仍對人民百般刁難，想盡辦法要幫行政機關擦屁股。這是地權糾紛，這不是刑案，但考量到它的時空背景，這不也是轉型正義的議題嗎？

比起動輒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的匪諜、叛亂案件，這些都算不上什麼大案，不過，論及轉型正義，它們非常重要。（晚近種種抗爭行動，相關的社維法、集遊法、妨害公務案件，就罪名跟刑度來說，也都不是什麼大案，但誰敢說它們不重要呢？）然而，當你拿著重大政治案件，在悼念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之餘，洋洋得意地細數你以為的司法不公時，我卻也聽到當年那些司法官僚在背地裡偷笑：「說什麼轉型正義，原來連我們辦過哪些案件，都搞不清楚啊！」

威權統治的罪惡，活生生的，血淋淋的，那就是我們身為臺灣人的歷史經驗，也是我們必須面對、必須直視的不義。只不過，當你指著軍法罵司法，對著假議題瘋狂咆哮，司法的罪愆卻也輕易遭到掩埋，這應該不是我們想要的轉型正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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