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時代力量反覆重申的「反對黑箱、集權黨團協商，回歸委員會專業審查」的立場，柯建銘終於正式回應，說「要參選的人，對立院遊戲規則，應該徹底了解」，並為黨團協商制度辯護，「民進黨在二○○八年後，先是二十七席，後來增至四十席的席次，假如凡事不協商，只有表決，那馬英九所有政策都能通過，正是因為民進黨能有效運作朝野協商，去做協調整合，配合議事策略，才能把馬英九徹底擊垮」。
柯建銘。（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柯建銘的這個「遊戲規則說」，有幾個嚴重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反問：柯總召，那麼會計法那次修法的「遊戲規則」，又是什麼？
國人至今都印象深刻。二○一三年五月底，王金平、柯建銘搶在深夜，會期的最後半個小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召開黨團協商，火速達成共識，促成《會計法》九十九︱一條的修法，讓顏清標以公款喝花酒一案除罪，被戲稱為「顏清標條款」。引起輿論譁然。
在當時，就已經有許多民進黨立委、基層主張，這已經嚴重侵害民進黨形象，要求黨中央將柯建銘革職。直到現在，翻遍立法院公報，仍找不到那次黨團協商的會議紀錄。究竟在會議過程中，各黨團做了什麼討論？有什麼利益交換？民眾仍不得而知。
這裡頭的「遊戲規則」，恐怕只有柯總召自己才能解答。
《會計法》的荒謬修法，只凸顯黨團協商制度問題的冰山一角。觀諸世界各國的國會，要嘛採取「委員會中心主義」、要嘛是「院會中心主義」，雖也有各種協商機制，但沒有任何一個主要國家，如同台灣採取「黨團協商中心主義」，給予黨團幹部過大的權限。黨團竟可以在協商中，推翻其他委員用心審查的結果，乃至像《會計法》這樣，少數人就得以「突襲」式地做出決策。造成國會諸多亂象。
面對這種質疑，包括柯建銘在內的許多論者，常常搬出「黨團協商能夠保護少數黨」的說法來做辯護。但認真細看，這種說法，不過是種迷思。
首先，「黨團協商」真如柯所說的，擊垮了馬英九嗎？這與大多數人的認知都不相符。簡單說，如果民進黨能成功地單靠協商阻擋馬英九，那ＥＣＦＡ就不會通過，太陽花更不用衝進議場。黨團協商或許起到拖延效果，但顯然不足以扭轉多數暴力，民進黨的確做了努力，但柯建銘的說法是言過其實。
再者，即使黨團協商確實能夠起到拖延效果，它的關鍵原因也不在黨團協商本身，而在於王柯兩人過去十五年建立起來的「未有協商成果，不強行表決」之立法默契。在立法實務中，即使有委員將超過協商期限的法案抽出，交付表決，仍會在二讀會時遭王金平拉回協商。換句話說，這個「少數黨保護」的基礎，是建立在一個高度人治的國會文化上。柯建銘的意思，難道是二○一六之後的新國會，我們仍然得仰賴這套「王柯體制」的複製，讓居於少數的國民黨，反過來握有這項利器，杯葛本土力量的改革法案嗎？
顯然，任何期待改革的進步勢力，都不會同意這樣的「遊戲規則」。
綜論之，黨團協商制度在國會設計尚不完備的民主轉型過程中，的確起到一定作用，我們也肯定柯建銘在部分進步立法中曾做的努力。但二○一六之後的國會，將是我們首次有機會見證本土政黨過半的嶄新局面。我們應該面對黨團協商制度的重大瑕疵，重新引入如丹麥國會的「少數異議權」設計，建構「半直接民主」的體制，來處理爭議法案，重啟新一輪的國會改革。
事實上，這樣的改革方向並不新穎。在四年前國會改選時，由林濁水起草，林淑芬、鄭麗君、吳秉叡、姚文智等人簽署的《國會改革白皮書》中，就已經揭示「廢除黨團協商」的改革方向；在尤美女委員提出的《公投法》草案中，也已引入丹麥的「少數異議權」設計。
顯然，即使在民進黨內的同志，也未必願意為柯建銘的「遊戲規則」買單。
二○一六這場大選，總統選戰或已大勢底定。接下來，該是時候聚焦國會的改革，勇敢地走出王柯體制。讓立法不再是屬於少數人的遊戲，建立真正屬於人民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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