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這個大型民主實驗室，「下一個四年」更充滿不確定性，因為台灣頭家所給的答案，只能靠一次次的選舉揭曉。（法新社資料照）
藍白兩道很邪門，但他們對騙選票很高明，深知自利是政治動員的催化劑。而綠營空有理想，卻相對笨拙，常高估選民的進步性，跟它一樣以永續台灣為己任。然而，民主化加重選民自利的傾向，與民進黨的期待有段落差。隨著執政時間日久，它也不免出現官僚化，無法避免權力的古老規則。近年，統獨兩極化，國民黨赤化，令政黨輪替從常態變得危險。本來，民眾黨是一個安全閥，但它拒絕小綠化，卻甘於小藍化，終令自己失去扮演新選項的良機。
國民黨這個利益集團，不像民進黨那麼曲高，不同的口號隨時在喊，但真正的共同語言是「利益」。利益均霑，是它的政黨文化。至今，該黨仍以「全民」政黨為號召，黑金、癌細胞來者不拒。這就導致，民進黨執政雖久，國民黨舊板塊亦未解體。後者的組織系統、利益網絡相對緊密，對其在野時期聚攏團體、待機重回執政十分有利。
二〇一四至二〇二四年，柯文哲的十年起伏，對蔡英文到賴清德的民進黨板塊變化，影響不小。從民進黨的角度來看，儘可批評柯文哲恩將仇報。但從社會總體的角度來看，民進黨吸收社會新生力量的模式，被異軍突起的白色力量止住了。而隨著執政日久，被執政黨剝奪機會的失利者情緒，很容易令對手把疑難雜症「賴給民進黨」、「賴給清德」，過去的討厭國民黨，代之以今日的討厭民進黨，做好做壞還是其次。
改革好不好？當然好，而且是為所當為。不過，改革影響到既得利益，特定群體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既得利益者基於自利，在選舉力挺反改革者，其實是捍衛自己。早期，李登輝瓦解「萬年舊體制」，跨黨派從其改革皆受益。後來的轉型正義，不利國民黨，民進黨推動不易。可見，你要拿走別人左手的蛋糕，他們也會以右手的選票來抗拒。
二〇一八年，公教年金改革，觸怒既得利益，致使韓流橫掃台灣。二〇二二年，論文門再次衝擊小英號。就此而言，二〇二四年民進黨在總統選票、立委席次的縮水，先前就已經出現警訊了。小英的幸運在於，二〇二〇年有習近平「大力助選」。賴桑的幸運在於，二〇二四年藍白合「始亂終棄」。兩年來「政局亂成這樣」，雖然是藍白國會合作的傑作，某種程度來說也是民進黨的改革策略之失。兩年來，不斷指責藍白違憲亂政，但如何與國民黨爭奪崩落的白色板塊，累積二〇二八年的反擊能量，恐需多下工夫。
隨著台灣的民主進展、政黨輪替，選民已經逐漸從過去的「偉大敘事」轉移到日常生活的「民生敘事」，切身利害令人更有感。去年，大罷免的成敗與普發一萬現金的關係，值得研究。再早，二〇一八年，韓流的驚濤駭浪與公教年金改革的關係，似乎也有利益優於正義的心理。七二五凱道有約前夕，藍白又在立法院會三讀通過「台灣兒少成長及未來帳戶條例」，這種攏絡選民的工具，絕對不會僅止於此。同理，民進黨的「台灣好生活」，選民在乎的，無非也是牛肉在哪裡？
我國的民主改革初期，有一種理論指出，中產階級同時具有理想性與現實性，理想性驅使他們向上提升、致力追求國家願景，而現實性使其兼顧穩定、避免利益流失。民進黨的習慣思維，志在激勵選民的理想性，讓國家一舉跨過歷史的鴻溝。但每位選民有其日常生活，理想欲求不能跟現實需求脫節。民主時代，理想目標，必須務實追求，與革命不可同日而語。
經濟民生，以前蔣經國用來彌補威權合法性的流失，如今國共兩黨又拿來作為夾擊民進黨的利器。而選民的自利考量，不例外地左右著他們對兩岸經貿關係鬆緊度的認可。例如，二〇一四年太陽花學運之後，國際地緣政治也在變化，將台灣經濟鎖入中國不再獲得主流民意支持。兩年多來，民進黨、賴政府，著眼於擺脫執政困境，拉長連續執政的時間，以鞏固選民的台灣主體優先，仍需加強社會經濟的下層結構，不能讓民進黨精於政治攻防、疏於經濟民生的刻板印象，輕而易舉地被對手從選民心中召喚出來。
近一、二十年，全球有威權領袖掌權長期化現象。國內，民進黨堅持民主價值避免淪於「民選獨裁」，國民黨則反向而行，聯手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專制國。為此，在台灣這個大型民主實驗室，「下一個四年」更充滿不確定性，因為台灣頭家所給的答案，只能靠一次次的選舉揭曉。目前，這是民進黨面對的問題，但它也是未來任何執政黨的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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