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若衡
《選罷法》第廿六條修法，朝野對「受緩刑宣告者」可不受參選限制已有初步共識，但民眾黨卻堅持把「易服社會勞動者」等易刑處分納入例外。這正好對應高虹安誣告案若三審定讞後，可能因尚未服完社會勞動，而影響登記參選。如此修法，形同替特定政治人物拆除參選障礙。
緩刑與易刑處分不能混為一談。緩刑是法院認為暫不執行刑罰仍屬適當；易刑處分則不是刑罰消失，而是刑罰仍須執行，只是改以罰金或社會勞動等方式完成。依現行《選罷法》規定，除特定重罪另有更嚴格限制外，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或於緩刑期間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其目的並非加重處罰，而是因刑責尚未了結，暫時限制其進入選舉場域，以維護選舉公平、公職信賴與民主制度。
高虹安誣告案二審已被判處有期徒刑六月，案件仍在上訴中；若三審定讞並維持原判，仍可能聲請易服社會勞動。依現行規定，在刑罰尚未執行完畢前，可能影響其登記參選資格。民眾黨此時急著把「易刑處分者」塞進例外條款，難怪外界質疑是在替特定政治人物預先打造參選通行證。
若將易刑處分者一概列為例外，等於讓刑罰尚未執行完畢者，也能透過修法取得候選人身分。這不只是放寬資格，而是掏空第廿六條消極資格限制的核心目的。
釋字第五八五號指出，法律制定原則上，應普遍適用於將來符合構成要件的不確定事件；若針對個案制定特定法律效果，將違反法律平等適用的法治國家基本原則。換言之，即使條文形式上寫成一般規範，只要修法時點、內容與法律效果高度對應某一已知案件、特定人物，實質上仍可能構成因人設事的違憲疑慮。
更何況，誣告罪絕非輕微犯罪。它是故意利用司法程序，使他人陷入被刑事追究的風險，與政治人物的誠信、守法意識及權力節制能力高度相關。若連刑責尚未了結者都能透過修法放寬參選資格，無疑將動搖人民對選舉制度與公職的信賴，也傷害民主法治。
（作者是政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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