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商陽
去年，一名立委辦公室助理收到自稱來自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的訊息，對方假冒《天下》雜誌高層名義，從採訪開始建立聯繫，最後引導對方下載檔案並進一步接觸。這起事件後來被《天下》揭露並非單純詐騙，而是一場跨國中國間諜行動。
同樣的邏輯，也出現在產業與制度層面。半導體產業面對的，不只是單次攻擊，而是長期滲透。假求職者、假投資人，透過看似合理的接觸進入關鍵產業。如果這些還可以被當成個別案例，那亞洲同志運動會的情況就很難再用單一事件解釋。根據中央社報導，中國籍選手報名人數從過去的兩位數暴增至八百三十四人，占整體報名人數接近一半。更關鍵的是，審查過程中出現資格缺漏、解放軍身分與AI生成偽造資料等問題。
這不是台灣特例，而是各國面對中國相關行動後的共同反應。從美國、英國到德國，人權團體長期關注中國對維吾爾、西藏與香港社群的跨國監控與騷擾問題；在科技領域，美國、英國與澳洲已逐步收緊與中國相關的學術與敏感技術合作；而在日常層面，TikTok在美國與歐洲被限制使用，高德地圖等應用也因資料與定位機制引發疑慮。各國已經對中國相關手段全面轉向避險。
這些案例如果分開看，都可以找到各自的解釋。但放在一起看，就會出現一個共同特徵：中共的各種手段正在沿著所有可以接觸的管道擴張。從人際關係、產業接觸，到制度漏洞與日常工具，沒有哪一個領域是例外。
中國不是由惡人組成，但當制度本身將個人、組織與國家綁在一起時，外界面對的就不再是單一行為，而是一整套運作方式。在這樣的前提下，仍然選擇以信任作為判斷，就像明知道風險存在，卻仍以信任作為談判前提。鄭麗文訪中後公開表示，中國越強大，台灣越安全，這樣的說法，正好反映出問題的核心。
問題不只在立場，更在判斷標準。當外界已經重新評估風險，仍以信任作為前提，本身就是風險。當手段沒有邊界，承諾就不會有信用。問題不在對方說什麼，而在為什麼還有人選擇相信。
（作者是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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