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夢蝶
「習鄭會」後中共宣布十項惠台措施，並將農漁產品與食品輸入綁定「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政治前提。此一設計，已明顯超出正常經貿安排範疇，應被認定為「附條件之市場進入機制」，其本質即是以經濟利益交換政治立場。
當出口資格須以政治表態為代價時，所謂「惠台」，在法律評價上不僅侵蝕自由貿易原則，更已構成典型的經濟脅迫形式。進一步檢視其運作邏輯，可清楚發現，中共對台農漁產品政策並非基於風險管理，而是高度選擇性、政治導向的統戰操作。
事實上，自二〇二一年鳳梨禁令、二〇二二年石斑魚與柑橘封關，至釋迦、蓮霧及多項加工食品陸續遭以行政理由排除，相關措施皆呈現三項一致特徵：一、未依國際慣例提供改善期限與技術協商空間；二、檢驗標準缺乏一致性與可預測性；三、決策時點與兩岸政治互動高度連動。至二〇二四年，中方更直接以「台獨立場」取消免關稅待遇，正式將經貿措施升格為政治制裁；到了今年，又在特定政治互動後宣稱恢復便利。綜合以上，已足以判斷相關措施之核心，並非食品安全管理，而是以市場開關作為政治施壓的手段。
對台灣農漁民所造成的影響，亦不應僅以短期價格波動視之，而須認定為結構性風險。當市場進出缺乏可預測性，生產決策即失去依據，投資風險被不當轉嫁至生產端。換言之，農民並非在市場機制下承擔競爭風險，而是在政治不確定性中被動承受損失。
然而，更具關鍵意義的是，台灣農漁業已以實際成果否定此種依賴結構的必要性。隨外銷市場轉向日本、韓國、美國與加拿大等成熟市場，不僅整體出口額持續創高，對中國市場之依賴亦顯著下降。事實上，台灣農漁業的政策選擇，不能再回到依賴單一市場的舊路，而應持續深化多元且可預測的市場布局。凡附帶政治前提的市場開放，皆屬高風險來源，而非真正利多。
（作者是法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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