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米
台北地院三月卅一日公佈京華城等案言詞辯論與宣判過程影片，讓社會看見的，不只是個案攻防，更是司法在高度政治對立下，能否守住程序秩序與法律分際的考驗。
整場法庭攻防最沉重的一幕，不是哪一方聲量較大，而是檢察官竟須當庭說明「辦案不是為了傷害任何人」。這句話之所以令人沉重，不在情緒強弱，而在它點破當前司法最深的困境：當檢方依法舉證、依程序論告，社會卻常先以政治立場替案件定性，甚至把正常訴訟行為扭成政治追殺。若連依法行使職權都必須先為動機辯白，受損的就不只是檢方形象，而是社會對法治最基本的信任。
真正值得警惕的，因此不只是單一案件誰輸誰贏，而是法庭還能不能維持法庭應有的樣子。卷證尚未釐清，輿論先貼標籤；程序尚未走完，陣營先忙著選邊。久而久之，證據失去重量，論理失去位置，程序正義也在聲量競逐中被一層層擠壓。當政治語言不斷吞沒法律語言，最後被掏空的，不會只是個別案件的是非，而是整套司法制度的公信力。
民主社會當然可以監督檢察權，檢方的主張也必須接受最嚴格檢驗；但監督若離開證據、程序與法律，只剩立場動員與情緒宣洩，司法就會在政治壓力下失去判準。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從來不是讓有權勢者免於追訴，而是任何人站上法庭，都只能接受同一把尺的檢驗。守住政治與法律的界線，守住法庭的程序理性，社會才守得住那條不因身分、聲量與權勢而改變的法治底線。
（作者是退休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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