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維胤
近日兩則新聞交織出兩岸權力運作的鮮明對比：一是國台辦評論柯文哲案，指控台灣「操弄司法」、施行「綠色恐怖」；二是歌曲《可惜不是你》在中國遭禁播。前者關乎司法話語，後者涉及文化審查，實則共同指向權力如何塑造「正當性」。
台灣司法制度固然可受檢驗，但其核心在於程序公開、可監督，個案爭議應回歸證據與法律，而非被簡化為「政治迫害」；然而，北京卻在案件未定之際逕自定調，試圖以政治語言影響台灣輿論，削弱對制度的信任。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種跨境「聲援」本身的矛盾：在中國體制內，異議人士面臨嚴格限制與不透明審判；但對台灣，卻高調替涉入司法案件的政治人物發聲，甚至塑造為受害者，這種選擇性操作，反映的不是對正義的堅持，而是政治立場的工具化運用。
與此同時，《可惜不是你》的禁播，凸顯文化場域同樣受控，當作品可能被過度解讀或不符官方敘事，即遭下架，創作自由被迫讓位於政治邏輯，文化不再純粹，而成為權力邊界下的產物。兩者並觀，可見其一致邏輯：對外質疑他國司法，對內強化言論控管，這種雙重標準，不僅削弱論述正當性，也揭示威權體制面對民主價值的根本矛盾。
對台灣而言，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回應這類話語操作，當「政治迫害」被反覆放大，若缺乏理性檢視，將侵蝕社會對制度的信任，因此，評價司法案件，應回歸程序與事實；面對外部評論，更須辨識其政治動機。當政權在自身體制中壓制異議，卻在他國民主社會中選擇性聲援涉案者時，我們更應堅守制度邊界，讓司法回歸司法、讓文化回歸文化，正是對抗話語操弄最根本的方式。
（作者為成大政經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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