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米
柯文哲談到滯留海外的許芷瑜，脫口一句「不敢回來」，刺中的不是情緒，而是法治底線。京華城案一審宣判前，相關爭議尚在法院程序中，社會本就高度關注制度如何運作；此時若把不到案、規避程序說成可以理解，傳遞出的訊號只會更危險：原來只要立場相近，法律就能對自己人鬆一格。
民主社會當然可以監督檢方，也可以批評羈押、偵查與審理是否合乎比例原則。程序正義從來不是禁區，司法更不該拒絕公評，但所有討論都有一條不能後退的前提，就是當事人必須進入程序、接受程序，並在制度裡為自己辯護。要求制度公正，是在補強法治；替逃避到案尋找理由，卻是在替法治拆門卸閂，都是打著司法旗號，站在完全相反的價值位置。
民眾黨當年之所以能吸引選民，正是因為高舉公開透明、拒絕護短、反對雙標，並願意接受更高標準檢驗，標榜有別於藍綠舊政治。如今一遇到自家案件，論述卻迅速退回熟悉的政治防線：先喊政治迫害，再疑司法不公，最後連規避程序都能被包裝成情有可原。昔日拿來要求別人的尺，一輪到自己便立刻縮水，傷的已不只是政黨形象，而是整個改革的正當性。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單一發言失當，而是這句話背後暴露的政黨倫理：只要對象換成自己人，法治便能被降格為可協商、可迴避、可隨情勢調整的工具。當不到案被講成理性自保，當逃避程序被說成正常選項，社會接收到的就不再是改革訊號，而是赤裸裸的例外主義。法治一旦失去普遍適用原則，也就失去要求人民信服的基礎。
京華城案如何判決，自有法院依法審理；檢辯攻防是否妥當，也可受社會公評，但在判決未出爐之前，最不該被正常化的，正是「不敢回來」這種說法。因為它說破的，不只是個人對司法的態度，更是民眾黨面對權力、責任與制度時最難堪的真相。
（作者是退休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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