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哲廷
教育部宣布成立「轉型正義補課專區」。第一堂課談的是二二八。影片、導讀、延伸閱讀，一切看起來像精心設計的線上教室：把艱澀史料變成好入口的內容，讓社會重新理解威權統治的歷史背景。
聽起來合理，甚至溫柔。彷彿歷史只是被「遺漏」了一點，需要補課。
但問題恰恰在這裡：二二八不是被遺漏，而是被安排遺忘！
台灣的歷史教育，長期存在一種奇怪語法。課本會說「威權時期」、「政治事件」、「社會動盪」，卻很少說誰下令、誰執行、誰從中得利。於是暴力被抽象化，責任被稀釋，歷史變成一種氣候現象──像颱風一樣來過，又自然離去。
如果是這樣的語法，再多的補課專區也只是在加強同一種失憶方式。
比較一下南韓。光州事件後，下令鎮壓的前總統全斗煥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並追繳巨額財產。國家不只寫教材也究責。即使他晚年拒絕認錯，歷史的法律判決仍然存在。
更具象徵意味的是，他的孫子公開與受害者家屬見面，下跪道歉，稱祖父為屠殺的責任者。那一幕不是歷史課，而是歷史倫理：一個家族如何面對祖先留下的暴力。
反過來看台灣，景象卻有點荒謬！
台北市中心仍矗立著宏大的「中正紀念堂」，各地滿是「中正路」。在紀念二二八事件的日子裡，公園被警力層層包圍，彷彿真正需要保護的不是追思者，而是歷史的神主牌。
這種矛盾揭示了一件事：台灣的轉型正義其實同時存在兩套制度。一套在課綱裡，一套在空間裡。
課本說民主、人權與歷史反省；城市景觀卻仍在紀念威權領袖。學生在教室學習「轉型正義」，走出校門卻看到另一種敘事──那是一種沒有被拆除的權力記憶。
「補課」的對象其實不只是學生，而是整個社會。我們真正需要補的不是歷史知識，而是歷史倫理。因為只要責任仍然模糊，暴力就可被浪漫化。於是便會出現一種奇怪的問題：為什麼談二二八會被說成「政治操作」？為什麼討論責任者就變成「撕裂族群」？
這其實是一種非常精巧的話術。它把追問責任的人變成麻煩製造者，卻讓歷史的權力結構保持安靜。最後，真正被政治化的不是歷史，而是記憶本身。
教育部的補課專區，當然有其意義。歷史教育需要新的敘事方式，也需要更多公開的資料。但如果制度性的記憶符號沒有改變，這些努力很可能只是溫和的歷史裝修。
轉型正義從來不只是教學問題，而是政治與倫理的問題。
歷史的修復，從來不是靠「理解彼此」就能完成，而是需要清楚的責任敘事。誰下令、誰受害、誰從制度中獲利──這些問題不被說清楚，民主就會變成一種失憶的制度。
（作者為詩人，自由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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