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共和國》林佳龍／台灣模式：在安全化經濟時代打造生存制度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日前裁定，川普總統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徵收對等關稅因逾越授權而無效。（路透檔案照）

林佳龍／外交部長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日前裁定，川普總統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徵收對等關稅因逾越授權而無效。隨後，川普總統改依《一九七四年貿易法》第一二二條啟動徵收十五％臨時關稅措施。

原本具備行政彈性的IEEPA如今受到司法限縮，美方若欲升級措施，將更可能轉向《一九六二年貿易擴張法》第二三二條或《一九七四年貿易法》第三〇一條。前者以國家安全為名啟動，後者則透過調查機制處理外國不公平貿易行為或政策，相較IEEPA的緊急授權性質，二三二與三〇一具備明確法律基礎與完整調查程序，不僅關稅彈性極高，也更具制度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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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二與三〇一的政策工具並不限於加徵高額關稅，尚包括進口配額限制、全面禁運、貿易禁止令、取消優惠待遇，乃至對企業實施制裁等更嚴厲的行政強制措施，往往直接導致供應鏈中斷或無法向美國銷售商品。二三二可針對個別產品項目，三〇一則可針對整個國家進行結構性處置，形成貿易戰升溫過程中的不同層次工具，且兩者皆可由美國企業與產業公協會向商務部或貿易代表署申請啟動調查。

換言之，這是將政策依據由高度行政彈性的授權工具，轉向以法律授權為核心的制度運作模式，在既有二三二架構上深化台美之間的「安全合作夥伴」關係。隨著美國以「經濟」與「國家」安全為核心重塑經貿制度框架，包括半導體、AI、供應鏈安全與韌性等領域，都可能在二三二和三〇一的運用下成為中長期的戰略工具。當美國關稅政策工具重建後，台灣仍留在二三二安全框架內，則代表台灣的生存風險已部分內部化於美國安全的計算之中，制度位置的穩定，本身就是戰略安全。

在高度安全化的國際政治經濟背景下，真正的風險並非單一稅率，而是制度定位。一旦被界定為「外部風險來源」，產業可能遭到長期邊緣化，技術路徑被切斷，資本流動受制於政治條件。關稅不再只是價格工具，而成為劃分「體系內」與「體系外」的制度機制。對高度依賴出口與國際合作的台灣而言，被納入何種制度身分，遠比稅率本身更具戰略意義。國家信用與可信賴度，已成為競爭力的重要構成。

自去年四月美方公布「對等關稅」政策後，台灣便積極應對，今年初政府透過與美國貿易代表署簽署「對等貿易協定」、和商務部簽署「台美投資備忘錄」，前者成功將對等關稅水準固定為十五％且不疊加，後者則爭取到二三二條款下的最惠國待遇。考量二〇二四年我國對美出口中有七十六％屬於二三二條款調查或潛在調查範圍，此一成果有助於降低高科技產業面臨的不確定性與制度風險。備忘錄亦納入「未來新增二三二調查項目持續協商優惠待遇」的條文，為可能變動預作制度安排。

這些談判成果的核心意義，在於確保台灣核心產業不被排除於主導性國際安全與產業體系之外。我稱之為「生存制度」：一套避免制度性排除、確保國家核心產業不中斷，並為產業調整、社會穩定與制度信任延續爭取時間的最低制度條件組合。透過制度性協商，台灣將潛在衝擊轉化為可治理風險，並重新被美國定位為「可信賴的安全供應者」。

台灣模式：企業投資＋國家擔保的雙軌生存制度

在此背景下，對美投資的戰略意義更加清晰，即將台廠轉化為美國貿易政策中的利害關係人。不僅能影響二三二或三〇一啟動程序，也較能在調查過程中充分陳述自身意見，站在更具優勢的位置，這正是生存戰略中最具體的一條路徑。

台美談定十五％關稅與民間對美投資二五〇〇億美元與政府提供二五〇〇億美元財務保證取得的二三二條款優惠待遇，形成台美高科技與供應鏈深化整合的「台灣模式」：「企業自主投資」加上「國家信用擔保」的雙軌模式。企業依循市場理性進行投資與技術選擇，維持創新與效率；政府則透過信用擔保、制度協調與政策承諾，吸收企業無法單獨承擔的地緣政治與制度風險，扮演「制度性保險人」的角色。在「台灣模式」的生存制度中，國家不取代市場，而是將非市場風險制度化，使其可管理、可分攤。

這套「台灣模式」完成三項任務：第一，透過實體投資完成對主導體系的制度置入，使台灣對接美國再工業化與國安戰略目標，換取體系內身分的確認。第二，保留企業投資決策自主與技術路徑選擇權，避免完全被外部主導，這對高度依賴技術累積與組織學習的半導體產業尤為關鍵。第三，政府提供的信用擔保以公共信用工具將潛在衝擊轉化為可吸收風險，形成和平時期高不確定環境下的「制度免疫系統」。

「台灣模式」讓政府角色產生結構性轉型，企業負責產業理性與競爭效率，國家負責制度安全與風險緩衝，形成明確分工。這樣的安排讓台灣得以維持國內產業群聚與技術擴散效果，同時穩定就業與中產階級信心。

從交易關係到治理關係

更深層的意義在於，台美已從傳統「交易型關係」逐步走向「治理型關係」。台灣產業穩定性被內嵌進美國經濟安全與國安治理架構中，與其戰略目標產生連動，提升不可替代性。其核心精神是台灣不是美國的貿易對手，而是美國國安供應鏈的延伸。維持台灣產業穩定，也成為確保美國經濟安全與科技競爭力的必要條件。

總體而言，「台灣模式」不是單一政策工具或短期經貿安排，而是在安全化經濟時代下的生存制度安排。它讓市場機制與制度安全相互補強，實質提升了台灣在地緣政治體系中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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