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廣場》台灣不是滲透的例外:從菲律賓間諜案 看民主國家的威脅

◎ 許凱傑

近期菲律賓證實破獲一起涉及中共情報機構的間諜案件,並指出相關行動是在「內部威脅計畫」架構下,由多個政府機構協同合作完成。公開資訊顯示,相關行動涉及透過研究諮詢與政策分析等方式接觸政府人員,並逐步取得與國防與安全相關的敏感資訊。

在這樣背景下,台灣的經驗具參考價值。近年來,涉及國安的案件呈現指數型成長,其中,情報蒐集、滲透網絡或發展組織比例仍佔很大一部分比例。這些案件顯示,滲透行動往往具有幾個共同特徵:首先是以合法活動作為掩護,例如學術交流、顧問研究或企業合作;其次是透過長期關係建立逐步接觸關鍵人員;最後則是在取得信任後,要求提供更敏感的資訊或協助特定任務。

此次破獲案件後,菲律賓國安會也呼籲國會優先推動兩項重要立法,包括制定新的《反間諜法案》,以及制定《反外國惡意影響與干預法》,以強化政府對外國滲透與干預活動的調查與防範能力。這些立法方向顯示,面對外國勢力滲透,民主國家正逐步從單一案件處理,走向制度層面的安全改革,避免見樹不見林。

近年日本的安全制度改革,也反映出類似的政策思考。從二〇二四年通過的《重要經濟安全資訊保護及活用法》、去年提出《主動式網路防禦法案》,更值得注意的是,高市內閣研議制定「國家情報戰略」,並規劃設立中央統籌性質更強的「國家情報局」,重構現有分散的情報體系。顯示日本正從單一法案修補,走向整體國安組織及國安法治的重整。

在印太地區,民主國家也正逐步建立更緊密的安全合作,包括情報交流、制度對話與政策研究。透過分享經驗與制度設計,各國或許能更早辨識風險,提升制度韌性。從這個角度來看,菲律賓近期破獲的案件不僅是一個單一國家的安全事件,也反映出一個更大的趨勢:在灰色地帶競爭常態化的今日,滲透已漸成為跨國性的安全挑戰。

對台啟示有二。其一,是在法治框架下持續強化反滲透與國家安全相關制度,不論是《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案》、《數位中介法》或國安組織的調整,使國家更有效因應灰色地帶威脅;其二,是深化與印太民主夥伴之間的制度交流與政策合作。唯有在制度韌性與國際合作兩方面同步推進,民主社會才能在維持開放價值的同時,有效面對日益複雜的安全挑戰。也必須在兼顧國安與人權保障的同時,「要讓民主長出牙齒,但不咬到自己舌頭」。

(作者為台北地方法院國安專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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