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哲廷
二月的風冷得能穿透衣襟，也穿進人的神經。常聽有人說：「夠了吧？事情都過去那麼久了。」這話表面理性，實則帶著權力姿態──誰能替創傷定期限？誰有資格替歷史設保質期？歷史不因沉默而消失，它潛伏於制度、語言、日常之中，像暗流，支撐著未來的社會結構。南非大主教屠圖曾提醒：未被處理的過去，不會自行退場。台灣的二二八與轉型正義討論，從不是悲情重複，而是持續揭示制度缺口與權力遺緒。
若停止談論二二八，封存檔案、縮減課本篇幅、模糊紀念空間…歷史將退回私領域，被各自社群與政黨話語重塑，而不再是公共討論的基礎。沉默的成本，比談論高得多。
轉型正義常被誤解為清算。究責不等於全面追捕或報復。刑事責任講求證據、比例與不溯及既往；政治責任關乎制度與決策後果；歷史責任則是承認錯誤、揭露真相，讓受害者經驗被正式記錄。三者若混淆，討論滑向情緒對抗，誤以為只能在「全面清算」與「全面遺忘」之間選擇。
胡長松的《槍聲》、吳濁流的《無花果》與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將二二八從抽象政策拉回個人生活──凌晨的敲門聲驚醒家人、竹林中消失的親人、整個村落文化的斷裂。這些記憶若不被承認，轉型正義無從形成！
一九九五年，李登輝公開向二二八受難者道歉，那一聲道歉，不只是文字，更是制度轉折的開端。隨後的補償條例、檔案開放、教材修訂及專責機構成立，都是社會運動、受害者團體、學界與公民長年努力的成果。志工整理口述歷史，基金會、學生社團策展、播放紀錄片，這些微小行動累積成社會底層的記憶網絡。
制度化並非穩固。政治版圖變動、預算縮減、專責機構權限受限，都可能使進程倒退。轉型正義尚未成為跨黨派共識，仍被視為特定政治立場。政黨操作歷史，或淡化或強調，世代差異又使理解情感不同：親歷者的傷痛鮮活，中年世代用以理解父母與國族認同，年輕世代若教育簡化歷史，易被情緒化敘事吸引。
台灣的「寧靜革命」幸運但負擔並存：未全面清算降低社會成本，但威權遺緒仍在，服從與保密的慣性未消。轉型正義的價值，在制度自我校準。停止談論，消失的不是衝突，而是對話的可能。歷史碎片化、被操控、簡化，陰謀論反而吸引人。
談論是民主訓練，它迫使我們承認複雜而非追求痛快。成熟國家不靠神話維持自信，而靠誠實建立信譽。台灣若想成為穩定可信的民主體制，就不能逃避檢視過去。檔案開放、教材修訂、補償與道歉，都是制度工程，確保社會不重蹈覆轍。
我們談二二八與轉型正義，不是困在過去，而是確保未來不必再以同樣方式學習！它承載歷史、正義與公共信任的重量。二月的風冷，不因回憶本身，而因我們是否準備好，讓歷史成為公共責任！選擇誠實，創傷可安放；選擇逃避，創傷將以別的形式歸來。
（作者為詩人，自由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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