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信龍
我選擇拒看電影《世紀血案》，並非因為反對藝術創作，也不是拒絕討論歷史傷痛，而是基於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創作取材自尚未獲得真相與正義回應的真實血案時，是否仍能以娛樂與商業邏輯作為主要詮釋框架？
本片所對應的歷史背景，牽涉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暴力與滅門慘案，這不只是個案悲劇，而是國家權力失控下的集體創傷。正因如此，相關敘事本質上屬於公共記憶的一部分，而非單純可被消費的故事素材。
然而，部分參與演出的演員在受訪時，曾提及希望透過作品「翻整」這起滅門血案，並表示若僅透過資料查詢，社會可能會「永遠活在恐怖當下」。無論這樣的說法是刻意為之，抑或是一時口誤，它都在公共層面造成嚴重影響。因為這樣的語言，實際上已在替歷史重新設定「恐怖的程度」，甚至暗示這起血案可以被重新包裝成較不沉重的版本。
問題不在於詮釋本身，而在於詮釋的位置。當未曾承受後果的人，在未與當事人及家屬充分對話、亦未取得其同意的情況下，便以「重新整理」、「降低恐怖」作為敘事目標，這已不只是創作自由，而是一種權力行使——由安全的位置，替他人決定何謂可以放下。
台灣社會向來以包容著稱，但包容不應等同於對歷史創傷的去政治化與娛樂化。白色恐怖與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必須被反覆記憶，正是因為相關加害結構尚未完全被揭露，責任也未被徹底追究。在此之前，任何試圖淡化血案本質的敘事，都可能成為集體記憶的干擾，而非修復。
因此，我拒絕以觀影與票房支持這樣的作品，也呼籲社會謹慎看待此類創作。這並非抵制藝術，而是對歷史敘事倫理的最低要求。
（作者為台南市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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