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蕭錫惠
改編歷史慘案所引發的爭議，真正的關鍵從來不在於「能不能拍電影」，而在於誰有權力替他人的極端痛苦下定義！
近期電影《世紀血案》改編自台灣最慘痛的政治血案之一——林宅血案。然而，這部作品在尚未上映前便觸及了倫理紅線：劇組竟在未經當事人林義雄及其家屬同意的情況下，逕自進行拍攝。這不僅是創作自由邊界的模糊，更是敘事權是否再次被強勢者從受害者手中奪走的嚴肅課題。
真正引爆社會憤怒的，是隨後劇組成員展現的輕浮態度。當演員李千娜在受訪時輕描淡寫地表示歷史「可能不是那麼嚴重」，又在殺青後以「很開心、很安心」作為情緒收尾；當楊小黎將偵辦滅門血案的過程比喻為「福爾摩斯與華生」的解謎遊戲——這已不僅僅是單純的用詞不當，而是一種對歷史傷痛嚴重性的降階處理。
對創作者而言，那或許只是一部「殺青了」的作品；但對仍然活著的林義雄與家屬來說，那不是已經封存的過去，而是一個從未結束的現在！
也正因如此，網路上的怒火並非情緒失控，而是一種合理的集體防衛機制：有些歷史，不該被消費；有些快樂，不該建立在他人永恆的悲痛之上。
這起事件所暴露的，並非僅是個別演員的欠缺同理心，而是黨國權力文化的原罪表露無疑。當我們得知導演徐琨華，正是當年替威權政府擦脂抹粉的前警總發言人徐梅鄰之孫，這一切便顯得格外諷刺且令人寒心。那是一種長期未被清算的心態——加害者的後代或既得利益者，習慣站在高位替他人定義痛苦、替歷史代言，卻從不自問是否擁有這樣的正當性。
當這種心態滲入創作與公共發言，所造成的二次傷害，往往比沉默更加殘酷！
當一個社會容許這樣的價值錯置反覆上演，我們失去的不只是對受害者的尊重，更是在無形中練習著如何再次忽視不義。這，才是《世紀血案》爭議真正令人不寒而慄的地方！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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