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共和國》林佳龍／同樣百分之十五，不同命運：台美關稅何以成為台灣的「生存制度」

川普執政週年之際，台美關稅談判結果亦於近日出爐，並完成第六屆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PPD），顯示雙方從安全、經貿到科技等多元面向，持續穩健推進台美「共生夥伴關係」（symbiotic partnership）。（資料照，本報合成）

林佳龍／外交部長

台美關稅敲定，簽署MOU後合影；左起為AIT執行理事藍鶯、美國貿易代表葛里爾、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行政院政委楊珍妮、駐美代表俞大㵢。（取自盧特尼克社群X）

美國總統川普重返白宮滿一年來，全力推動並落實「美國優先」政策，對外政策聚焦於「安全責任分攤」與「公平對等貿易」。值此川普執政週年之際，台美關稅談判結果亦於近日出爐，並完成第六屆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PPD），顯示雙方從安全、經貿到科技等多元面向，持續穩健推進台美「共生夥伴關係」（symbiotic partnership）。

在安全面上，川普政府多次重申對台政策維持一貫，並已兩度對台進行軍售；同時，透過「二〇二六年國防授權法」（NDAA2026） 及「台美安全倡議」（TSCI），具體落實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公布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NSS） 中，有關支持台灣安全與強化第一島鏈防衛的承諾。二〇二六年一月公布的《國防戰略報告》（NDS） 亦明確指出，將以「實力而非衝突」在印太地區嚇阻中國，清楚展現美方對台海穩定及印太安全的高度重視。

請繼續往下閱讀...

在經貿與科技方面，台美除完成關稅談判外，亦持續透過EPPD及參與「矽盛世」（Pax Silica） 等倡議，深化半導體、AI、無人機及關鍵礦物等領域的人才、科技與資金合作。第六屆台美EPPD除簽署「矽盛世宣言及台美經濟安全合作聯合聲明」，亦就確保AI供應鏈安全、數位基礎建設、關鍵礦物供應鏈、無人機供應鏈、高科技人才培育、台美在第三國合作及雙邊經濟合作等七項議題進行深入對話。同時，結合台灣以公私部門資源協力推動的「經濟外交」與「榮邦計畫」，將合作進一步拓展至第三國，不僅深化台美產業及經貿鏈結，也在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中落實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

百分之十五 關稅背後的制度身分差異

台灣與日本、韓國同樣適用百分之十五關稅，並獲得《貿易擴張法》（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 第二三二條款商品的最優惠待遇。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一項「對等」安排：彷彿意味著台、日、韓三國適用相同待遇與規則。然而，這個數字對三個國家承載的制度意涵卻截然不同，其反映的並非價格競爭，而是美國在新一輪地緣政治與經濟安全體系下，為不同盟友所設定的差異化制度角色。

對台灣而言，這份台美貿易關稅協定的核心，不在於「百分之十五」這個數字本身，而在於它如何將台灣的半導體與高科技等關鍵產業，重新定位為美國安全與產業體系的「內部成員」。隨著全球政治經濟環境轉向以「國家安全」為核心，關稅早已不只是貿易政策工具，而是用以進行制度分類（institutional categorization） 的關鍵機制。而此時台灣所需要的，也不僅是傳統的貿易自由化或市場准入安排，而是一套能避免被排除、並爭取調整時間的「生存制度」（survival institution）。

相較之下，對日本與韓國而言，換取百分之十五關稅所採取的相關配套投資，效益上較屬於「產業調整工具」。日本透過結合美方投資，將先進技術應用於美國系統整合應用市場的產業合作機會，有助於資通訊日企穩定在美國的市場地位。但由於美日在多項產業上較屬於下游產業的水平競爭，因此在美方仍具一定主導地位下，對本土日本集團企業與中小企業的生產與出口帶動仍須關注；韓國則在關稅與投資條件中被納入更強烈的安全與技術附帶條件，其對美投資被指定導向美國戰略產業，關稅在此更像「行為校準器」，用以調整其在美中之間的產業與安全站位。對日、韓兩國而言，即便承受關稅成本，產業體系本身仍不致被排除於核心國際體系之外。

然而，對台灣而言，百分之十五關稅的性質根本不同，其關鍵在於台灣能否被制度性地定位為美國國家安全與產業體系的「內部成員」。當前，美國正透過二三二條款、關鍵供應鏈審查與友岸化政策，重新劃定「體系內」與「體系外」的界線；台灣一旦在制度上被歸類為「外部風險來源」，而非「可信賴的安全供應者」，其後果將不只是短期出口衝擊，而是產業遭到系統性邊緣化的長期風險。因此，百分之十五關稅且不疊加的安排、以及在二三二條款下爭取到半導體及相關零組件的最優惠待遇，並透過在美投資設廠換取配額免稅或優惠稅率，建構一套讓台灣得以被制度性信任並納入美國「可信賴供應鏈」的身分。

關稅之外：台灣爭取的是「制度性時間」

真正的風險從來不在於關稅數字本身，而在於地緣政治衝突下制度「突然轉向」所引發的制度斷裂（institutional rupture）。在「安全優先於市場」成為主導原則的治理條件下，關稅、投資限制、供應鏈規範與出口管制已成為權力工具；全球經濟網絡正進入「武器化相互依賴」（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的時代。在此情境中，制度失靈的後果不再只是效率損失或成長延遲，而可能是產業核心被排除、技術路徑遭切斷、資本流動被政治條件綁定。

因此，台灣的制度目標不應被簡化或誤解為「爭取更低關稅」，而是爭取一段「制度性時間」（institutional time buffer）：在高度資本密集、研發週期漫長、路徑依賴極強的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中，政策可預期性本身就是競爭力的一部分。這段制度穩定期，使企業得以進行長期投資布局與供應鏈調整，也讓國家得以維持產業連續性、就業結構與社會信任。

綜上所述，百分之十五關稅的真正意義，不在於數字高低，而在於其所提供的制度性保障。它為台灣爭取的是避免被排除於體系之外的制度門票。在高度安全化、制度邊界快速收縮的國際環境中，台美關稅安排構成台灣得以持續被美國視為「可信賴的安全供應者」、降低斷裂風險並穩定參與核心國際體系的關鍵生存制度。

不用抽 不用搶 現在用APP看新聞 保證天天中獎　 點我下載APP　 按我看活動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