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哲廷
政治人物上任第一天,理應交代的是治理方向、制度責任與公共承諾,但當話語一開始就繞著護照打轉,事情往往不是法律問題,而是焦慮管理。李貞秀選擇在就職首日高舉「只有中華民國護照」,看似主動釋疑,實則將一個本可被制度處理的問題,轉化為情緒動員的舞台。
這個動作的關鍵,不在於她「有沒有」哪一本護照,而在於她刻意讓護照承擔了它原本不該承擔的功能。作為忠誠的象徵、政治身分的證明和道德的免死金牌,但護照從來不是。
護照是一種行政工具,不是靈魂測謊器。持有或不持有某國護照,並不能直接推出一個人的政治歸屬,更無法簡化成「你是不是我們的人」。如果護照能說明忠誠,那麼世界上大多數人早就活在無國籍的灰色地帶了。許多國家本來就不是高護照持有率社會,這既不影響國民身分,也不削弱政治共同體的存在。
問題是,當政治語言選擇忽略這個常識,護照就被拿來當作替代品,填補社會對「背叛」的恐懼。台灣的法律其實並不曖昧。制度早已區分兩個層次:參選與就職。只要符合設籍年限,就有參選權,一旦當選並選擇上任,國家就要求你處理雙重國籍的問題。這不是針對特定國家,更不是臨時起意的政治清算,而是一種普遍存在於現代國家中的制度設計:在權力真正生效之前,要求明確的法律身分。這套制度的邏輯很冷靜,也很無情。它不關心你的情感認同,不閱讀你的表態聲明,只看一件事,你是否同時被兩個國家視為可動用的政治主體。
真正的問題就在這裡:雙重國籍不是情緒問題,而是結構問題。它涉及的是利益衝突、責任歸屬與政治風險,而不是你心裡比較愛誰。正因為制度無法預測未來的衝突,只能在事前設下門檻,這道門檻才必須一視同仁。無論是中國,或任何不允許放棄國籍的國家,結果都是一樣的──如果你無法在法律上成為「單一責任主體」,那麼你就不適合承擔需要完全效忠的公職。這並不殘酷,反而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自保機制。
然而,當政治人物選擇不談制度,只談護照;不談法律義務,只談身分宣示,公共討論就被拉回到一種更原始的狀態:我們是不是同一邊的人?這種語言,熟悉而危險。它讓複雜的制度問題,退化成忠誠測驗;讓本可被檢驗的法律程序,變成情緒勒索;也讓社會誤以為,只要站上舞台表態,就能跳過制度的檢查。
事實上,真正該被檢視的,從來不是護照長什麼樣,而是當制度說「現在輪到你了」,你是否願意照規則走完那一段路。把護照收起來吧。國家不需要看你的封面顏色,也不想參與你的身分表演。民主真正關心的,只有一件事:當權力落到你手上時,你是否能成為一個沒有分心、沒有後門、沒有雙重責任的公共角色。其餘的,都只是煙霧。
(作者是詩人、自由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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