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風險的外衣
在官媒鋪天蓋地的正能量、主旋律敘事中，中國民族主義全面升級提速。一方面，中國國際地位顯著提升，特別是在多極世界中的全球南方和西半球國家；另一方面，宣傳部門繼續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特別是在國際輿論場與全球話語體系中。但現實是，中國正面臨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峻的外部環境。在主流的國際社會眼中，中國往往是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經濟脅迫、修正主義國家形象的體現。
習近平近三個任期的主政邏輯，與晚清慈禧誤判國際形勢、沉溺於大清尚能一戰的心態，頗有高度押韻的歷史回聲。他們往往高度集權統治，對自由化、民主化、市場化的改革懷有深層恐懼，對民族主義則是高度依賴，致使對整個外部世界產生了結構性的誤判。東升西降、平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與勢在我一邊，都是最佳的時代註腳。
近幾年來，美中科技與產業脫鉤、去風險持續深化，歐盟對中國的戰略警惕明顯升高，日、韓、東協、大洋洲等國家對北京的安全疑慮不減反增。此時，「美國斬殺線」情緒，卻在中國媒體和網路空間裡不斷發酵。一些如「在中國至少有兜底，中國不會讓你餓死」、「不要羨慕別處，只要你還被體制收留，就是幸運」等話語得到共鳴。當共產黨政權開始用別國、別人更慘來證明自身的正當性時，它其實已經失去向人民承諾未來能夠「心有所悅、業有所成，萬事皆可期」的嚴肅性了。
二〇二六年之後的前景
如果說上述經濟、科技與外交困境仍可被視為政策層面的困境，那麼，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裴敏欣教授在新書《破碎的中國夢：改革如何復興極權主義》中提出的分析，則直指更深層的制度根源。
裴敏欣認為，習近平並非改革的背叛者，而是改革開放制度邏輯的終點。因為鄧小平的經改政策是建立在「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前提下，經濟上放權讓力，政治上卻拒絕制度化監督；強化了國家能力，卻沒能建立制度性制衡最高權力的機制。當一位意志強烈、善於動員的領導人出現時，權力集中就不會遭遇任何的阻力了。
究其根本，經濟發展帶來的並非民主轉型的力量，而是一個更強大、資源更充沛、統治工具更先進、擁有AI監控技術與國家資源的極權體系。市場擴張、科技進步與政治高壓的有效結合，最終催生的不是自由民主社會，而是裴敏欣所稱的「新極權主義」。當所有權力都可以被重新收緊，而社會、司法、媒體與市場皆無力監督制衡，個人集權便成為必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二〇二六年及其後數年的中國前景，遠比官方敘事所描繪的更加黯淡。
總結而言，習近平與官方媒體所反覆鋪陳的「大國完成式」敘事，或許仍能在短期內透過動員能力、宣傳機器與民族主義情緒，維持一種表面穩定與信心高漲的幻象。
然而，當經濟結構不斷失衡、科技創新被權力全面吸納、外交環境持續惡化，且制度本身缺乏有效修正與權力制衡機制時，這種敘事所掩蓋的，並非暫時性的政策失誤，而是一場深層且難以逆轉的結構性危機。那些反覆高唱光明與大國盛世的旋律，未必昭示真正的崛起，反而更可能成為長期停滯、制度僵化與整體治理失能的前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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