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儒伯（Rupert Hammond-Chambers）
根據經濟部的最新資料，截至2025年底，各能源別的發電比重，已經非常接近2017年所設定的政策目標，但再生能源例外。（資料照）
前總統蔡英文在二〇一六年上任之初，便為台灣能源結構轉型設定遠大的目標。這項努力的核心，在於大幅提高再生能源發電的比重，以因應國內外日益高漲的減碳需求。最初，此一政策方向獲得跨黨派的廣泛支持，三大主要政黨都將擴大再生能源，列為其能源政策的核心。然而，過去幾年來，儘管三黨都宣稱支持，黨同伐異卻已成為實現這些能源目標的重大阻力。
蔡總統確實兌現其關鍵競選承諾，透過推動能源轉型，在二〇二五年前逐步淘汰核能發電，並以快速擴充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做為政策重點。行政院在二〇一七年十二月擬定的二〇二五年電力結構目標，包括再生能源在總發電量中的比重，由五％提高至廿％；核能由十二％降至零；燃煤發電由四十五％降至卅％；液化天然氣（LNG）則由卅二％提高至五十％。
這項核能政策符合民進黨長期以來反對核電的立場，其根源可追溯至一九七〇年代的反核運動，以及反核運動在民進黨成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核心考量包括安全與環境疑慮，同時也希望降低對進口能源的依賴，轉向更潔淨的替代能源。蔡英文的繼任者、同屬民進黨的賴清德總統，也承諾延續相同的能源政策方向，並推動「第二次能源轉型」，期望在二〇一六年至二〇二四年既有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轉型進程。
在能源轉型政策啟動近九年後，台灣發電結構的改變清晰可見。根據經濟部的最新資料，截至二〇二五年底，各能源別的發電比重，已經非常接近二〇一七年所設定的政策目標，但有一個明顯的例外—再生能源。
包括水力、太陽能、風力、廢棄物發電與生質能在內的再生能源，截至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僅供應台灣約略超過十二％的電力，與廿％的政策目標仍存在明顯落差。進一步觀察可發現，太陽能裝置容量的成長在二〇二五年明顯趨緩，而約佔發電量一﹒二％的廢棄物發電，其裝置容量自二〇二三年起已陷入停滯。這種情況促使經濟部在二〇二五年，悄然將達成廿％再生能源比重的時程，延後至二〇二六年十一月，而且未來還可能進一步修正。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發表的《國家永續發展年報》，指出再生能源推動進度不如預期的部分原因，包括太陽能發展受到地方政府對法規解釋不一，以及居民對太陽能案場可能衝擊環境的疑慮所影響。至於生質能與廢棄物發電設施，則因料源收集困難與系統運轉問題而停滯不前。
更令人憂心的是，再生能源企業似乎已成為政黨對立與政治攻防的主要目標，為該產業的投資人帶來高度不確定性，以及難以預見的風險。長此以往，勢必對公私部門攜手擴充與現代化台灣發電體系與電網的努力，產生負面影響。
台灣經濟的部分成長動能，來自本土製造商與雲端服務供應商AWS、微軟（Microsoft）、Google等全球科技巨擘之間的夥伴關係。這些跨國企業對其台灣供應商提出明確要求，必須以再生能源生產其所採購的產品。未來幾年更設定硬性期限，要求供應商達成百分之百使用零排放再生能源的生產模式。然而，台灣境內可供應的此類能源總量有限，一旦供給不足，不僅有礙於這些夥伴關係的成長，也會在供應趨緊、需求擴大的情況下推升成本。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是加快再生能源供給的擴充速度，以降低成本，並確保供應能夠滿足全球合作夥伴的需求。
有好幾個案例都可以說明，再生能源的擴展正面臨愈來愈強大的阻力。
中國國民黨立委去年指控，高雄市監督不周，導致光電業者破壞山坡地。此一事件，加上其他與光電相關的生態影響陳情，引發政治與社會層面的反應，並促成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一系列針對《環境影響評估法》、《發展觀光條例》與《地質法》所做的修正。這些修正案獲得在野的國民黨與台灣民眾黨共同支持，並在立法院通過，導致業者建置太陽能板的環境評估審查負擔大幅提高。相關措施擴大了行政程序，增加了所需時間與投資成本。
此外，三家已獲准進駐桃園的廢棄物發電或固體再生燃料（SRF）業者，包括美商投資成立的「台灣立方能源公司」（Taiwan Cube），由於地方民意代表與居民將污染指控操作為選舉議題，被迫在二〇二四年停工，甚至直接撤資。這種長期性的大型投資案，竟在地方與中央層級已完成重大行政決定後，出現政策急轉彎的情況，不僅使原本有助於減少日益激增的廢棄物問題，並提供急需再生電力的產能付諸流水，也為台灣做為吸引外資的健全據點形象，樹立負面先例。
後者尤為關鍵。台美之間剛完成的關稅談判，旨在將台灣定位為美國在人工智慧（AI）技術發展上的戰略夥伴，這是一項重大機遇，足以在未來數年持續帶動台灣經濟強勁成長。然而，掌握機遇的前提，在於充足且穩定的電力供應，以及透明且可信賴的投資環境。桃園案例所反映的現況，不僅削弱未來再生能源的生產能力，也影響廢棄物處理，更傷害到台灣做為全球資本投資市場的吸引力。
台灣關閉核能發電廠，也是一項令人惋惜的發展。核能屬於零排放能源，兼具潔淨與高度可靠性，理應在台灣持續推動的能源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近期三座核電廠除役，不僅削弱了台灣減排的努力，也對台灣的國家安全造成衝擊，因為核能相較於燃煤、石油與液化天然氣發電，幾乎不需要依賴境外能源供應鏈。基於中國可能採取封鎖或隔離措施，切斷外來能源供應的假設，核能的戰略價值更顯突出。在此背景下，國民黨推動恢復核三廠運轉，賴清德總統對未來引進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也持開放態度，都是有限但值得肯定的進展。SMR確實具有吸引力，但距離成為可在全台廣泛應用的成熟技術，可能還需要好幾年時間。整體而言，政治因素已經影響到一項能夠提供零排放電力的重要能源來源。
環境保護對所有國家的健康與福祉至關重要，在評估再生能源計畫時，理應將其納入考量。然而，無可迴避的現實是，台灣在達成再生能源目標上的進展已經落後。相較之下，歐洲由於電價上漲，而且高度依賴再生能源，導致國家與區域電網的穩定性受損，以往較為激進的環保訴求已逐漸退潮。建立包括再生能源在內的穩健電力組合，已是勢在必行。
追求前瞻性的再生能源目標，需要跨黨派的遠見、政治意志與政策穩定性，以及一套能夠吸引全球資本的制度設計。這曾經是台灣三大政黨在二〇一六年時，一致認為攸關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
現在，所有政黨都應該停止將再生能源計畫，做為短期政治操作的工具，否則廿％的再生能源目標，恐將繼續遙不可及，進而危及台灣對國內人民及國際社會所做出的重要承諾。
（作者韓儒伯為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鮑爾亞洲集團高級顧問，也是印太安全研究所董事。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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