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賴清德6日出席「《自由中國》的遺產與當代民主的試煉」論壇開幕典禮，向與會者致意。（資料照，記者方賓照攝）
上周末，賴清德總統出席「自由中國的遺產與當代民主的試煉」論壇，提及當年雷震「中華台灣民主國」的主張。雷震主張之「中華台灣民主國」，自不為蔣氏所採納，令台灣錯過一班開往正常國家的列車，時過半個世紀，真是不堪回首。另，「退出」聯合國之後，外交部次長楊西崑曾向美國駐台大使馬康衛提及構想：凍結現行憲法，組建新國會，成立「中華台灣共和國」，與雷震之主張異曲同工。海外，更有台灣獨立運動。當年，時局危在旦夕，有識之士從不同角度，得出大同小異的結論，深值後人敬佩。
一九七一年，聯大二七五八號決議，中國代表權改歸PRC，聯合國席位「排我納匪」。在此前後，雷震提出「救亡圖存獻議」，建議蔣氏「從速宣布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放棄「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可惜，蔣氏堅持漢賊不兩立。事實上，毛澤東、周恩來也拒絕「兩個中國」。對內部分，「退出」聯合國，蔣氏繼續威權統治，繼續講好反攻故事，繼續以正統自居。他這種頑固，不僅是鬧脾氣，還有深謀遠慮。因為，依然故我，便有理由繼續動員戡亂、戒嚴，國民大會也只好繼續六年再選他連任一次。永遠的蔣總統，從蔣介石至蔣經國，中華民國／台灣就這樣來到一九八八年。
這段期間，兩蔣高壓統治，警總無孔不入，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政權基本上相當穩定。三個面向，或可解釋：一是，蔣氏敗退台灣，風雨飄搖之際，中俄撐腰的韓戰爆發，拉開了冷戰序幕。台灣位居第一島鏈中心，遏阻共產勢力擴張的前線，於是，美國雖不滿意蔣氏政權，還是不得不與之合作，大力予以軍、經支援。二是，蔣經國基於長久戰，政治高壓之下開展經濟建設，加上民主陣營將台灣納入分工體系，從而，台灣社會由農轉工而小康。三是，蔣經國為了調和省籍矛盾，刻意提拔台籍人士，在沒有開放全面選舉的情況下，滿足了台灣具有政治興趣者，李登輝可謂最大的受益者。當然，重點栽培外省精英的計劃，並未因此停下腳步，馬英九、趙少康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二二八以來的內部緊張趨緩，致使蔣氏政權免遭發生於第三世界之政變、軍變、民變，也未掉入蘇東波共黨政權跨台的陷阱。
回顧這段歷史，不必採用成王敗寇的史觀。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為當時的台灣提供相對自由的聲音，這種聲音不可能持續太久，但很快就獲得未來的回響。他的「中華台灣民主國」，當年壯志未酬，但後蔣時代的台灣，理所當然選擇了這條道路。現在的民主台灣，恰好可以照明兩蔣為何堅持反攻、正統。因為有了如此建構的權力正當性，他們就不必從事一九八八年之後的民主試驗，失去政權是遲早的風險。可想而知，蔣介石當政時期，假使台灣開放民主，美國導引台灣民意，加上屬意孫立人、吳國禎等替代人物，蔣氏政權極可能就黯然熄燈了。果真如此，從大陸敗逃台灣，仍有棲身之地，一旦連台灣也失去了，勢必淪為海外流亡寓公。滿清遜帝溥儀，民國代總統李宗仁，先後「奉其符璽，以歸帝者」，為毛澤東錦上添花，蔣介石可不想如此忍辱偷生。
對於過去錯過的選擇，如今獲得機會要更加珍惜。雷震的「中華台灣民主國」，與另有主旨的「台灣獨立」不盡相同，但他頗富遠見地預見了當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何去何從。他的主題在於，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的存亡絕續，而非台灣獨立之自成一國。曾經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必須脫胎換骨才能「脫內戰化」，因為「中國代表權」易手北京是遲早的事。故而，敗退台灣的中華民國，必須獲得新的正當性，以民主選舉產生的「台灣代表權」現身國際。他主張的「中華台灣民主國」＝中華民國＋台灣人民＋民主政治，這個公式若在當年付諸實現，與今日的民主台灣會有何種異同？令人好奇。
歷史，經常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空，重演同樣的戲碼。民主台灣，越來越多人篤信：「不論先來後到，只要認同這個國家，就是這個國家的主人。」然而，難得成為國家主人，不到四十年的時間，又有人想倒帶至一九四六年的「台灣光復致敬團」，協力另一個中國專制政權「光復」台灣！而上月底，中國外交部發言：中國從來沒有承認過「舊金山和約」中有關台灣主權歸屬的處置。抗日勝利、聯合國成立、台灣光復，所謂的「三個八十年」舞了半天，自己又把台灣地位推回日本領土，戰狼外交醉拳，令人瞠目結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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