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在國會針對台灣有事的相關發言,引發國內外高度關注,也招致中國強烈反彈。(法新社檔案照)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在國會針對台灣有事的相關發言,引發國內外高度關注,也招致中國強烈反彈。外界關心,日本政策是否出現變化,或高市政府是否有意在未來調整對台海危機的因應方式。
從結論說,日本的基本立場並未改變,在可預見的未來也沒有可大幅度調整的餘地。在安全保障與軍事層面上,台灣有事對日本而言,在法律架構上本質並非「協防台灣」,而是以集體自衛權為框架的「援美」行動。高市政府發言中所顯示的變化,僅在於對中國的政治顧慮似乎下降,這也是中國反彈的主要原因。
高市首相於十一月七日國會答詢時,被問到台灣有事是否可能符合日本法律所界定的「存立危機事態」時表示:「若涉及武力行使,怎麼看都可能構成存立危機事態。」
所謂「存立危機事態」,是日本《武力攻擊事態法》中的概念,指「對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國家發生武力攻擊,並因此威脅日本存立,使國民的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的基本權利面臨被從根本顛覆的明顯危險」。雖然表述十分晦澀,該概念在國際法上被解讀為集體自衛權,但認定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門檻極高,僅在日本的「存續受到威脅」,以及國民的生命或自由面臨「被根本顛覆的明顯危險」時,才會被認定」。
若日本本土遭受攻擊,會直接認定為武力攻擊事態;但「存立危機事態」主要處理日本尚未受攻擊、而美國等「密切關係國」遭攻擊的情形。換言之,這項法律架構的第一對象是美國,即便發生在台灣周邊,日本啟動存立危機事態的邏輯依然是「支援美國」,而非直接「支援台灣」。這也意味著,若美國未受攻擊或未軍事介入,存立危機事態幾乎不會被啟動,理論上不存在自衛隊武力介入的可能性。
即便如此,日本為支援美軍所採取的行動,仍可能導致在實際上與中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在實際效果上,也難以與「支援台灣」明確區分開來。
回到高市首相的發言——如果台灣周邊發生武力行使,有可能構成存立危機事態,這一事實無可置疑。至少沒有根據能夠否定這一點。既然存立危機事態的認定條件已經具備,日本政府也無法在邏輯上宣布不予認定。
事實上,日本於二〇一五年通過安保法制後,這項可能性便已存在,高市在十一月七日發言既不是新發現,也不是改變對法律的解釋。真正的新意,不在於「台灣有事可能構成存立危機事態」本身,而在於現任首相首次在國會明確提出這一點。而歷代首相卻避免明言。
有人指出保持戰略模糊的重要性,這也是美國的一貫做法,美國同時向中國與台灣釋放不同訊號;既讓北京感到武力犯台美國會介入,也不能讓台灣仰仗美國會介入搞獨立。儘管拜登前總統幾度發言違背戰略模糊原則,出於上述目的,美國基本上一直奉行模糊戰略。
但日本歷任首相對自身因應方式保持模糊,這不是戰略設計,而主要是出於對北京的政治顧慮。原本,如日本始終強調將「堅決守護國土與國民」所示,台海危機本質上涉及和美國的集體自衛權框架和日本國防議題,日本政府無法在攸關國家存立的課題上持續模糊。
高市此番言論顯示,日本以往所作的對中國的政治顧慮有所改變,正是如此才招致中國的反彈。北京將台灣視為「核心利益」,很容易想像中國不希望日本在軍事介入的可能性上表態。然而,一旦涉及國家存亡問題,日本政府不可能放任不表態,在此維度來看,也無法否定高市的說法。
關於存立危機事態的相關法律極難修正,一旦嘗試變更將需要巨大的政治能量,很不現實。因此。無論首相個別發言如何,台海局勢中日本的角色將繼續依循既有的集體自衛權架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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