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紹春
從慶祝到困惑
每年十月廿五日的「台灣光復節」，原本被設為紀念日本殖民結束、台灣重回「祖國」的日子。然而，隨著歷史的再檢視與主體意識的覺醒，許多台灣人開始反思：那真的是「光復」，還是一次政治權力的「轉手」？從而，台灣社會是如何在被殖民、被接收的歷史經驗中，渾渾噩噩地對施壓者產生了莫名的依附與認同感。
「光復」意指收回失物，但台灣在一八九五年前從無一天屬於中華民國。光復兩字反映的是「中國中心史觀」強加於台灣的敘事框架。透過語言塑造歷史記憶，在台灣人潛意識植入並使其接受「被拯救」的角色設定。
一九四五年後，國民政府以戰勝國身分接收台灣，但在短短兩年內，政治貪腐、經濟混亂、白色恐怖接踵而至。台灣人原以為會迎來「祖國」，卻發現是「新的殖民者」取代了舊的。這種心理落差，使部分人反而懷念日本時代的秩序與現代化，也讓另一部分人加倍地依附於「中華民族的光榮感」，以作為彌補失落感的療癒方式。
被壓迫者在被長期控制下，為企求心理安全而產生「對施壓者的認同」。此種現象於台灣人日常行為中表現的脈絡為：對「祖國」光復台灣之描述的情感性擁護。對「與中國統一」的渴望與「分離獨立」的罪惡感。對壓迫歷史的合理化（例如：「那是時代的錯」、「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今日的台灣」）。諸如此類的心理結構深植於教育、媒體與節日儀式中。
教科書長期以「中國史」為核心，台灣史僅為附錄。光復節、雙十節等象徵性節日固化「被收復者」的身份框架。然而，隨著解嚴後的本土化運動，越來越多人開始重新定義「光復」：它不是「重歸祖國」，而是「日本殖民結束、國民政府接管」的歷史事件。若要談真正的「光復」，那必須是「台灣人民主體意識的光復」。
從依附到自覺
台灣社會要走出這種「集體斯德哥爾摩症」，須重新審視自身與權力的關係。不再被迫選擇「日本殖民vs中國接收」的二元框架，而是建立以台灣人民自身經驗為核心的歷史敘事。當多數台灣人理性面對一九四五年那一刻，不再以「光復」名之，而以「轉折」與「覺醒」來理解，那才是真正的心理解放，也才會成為「台灣人的光復節」。
（作者是中華民國駐索羅門群島水利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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