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廣場》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再次傷害/蔣萬安朗誰的南國 為誰誦哀歌?

◎ 劉哲廷

蔣萬安朗誦賴和的〈南國哀歌〉,這件事本身就像是一場儀式性的挪用。賴和寫這首詩,是為了哀悼霧社事件的犧牲者 ─ 那些被壓迫、被掠奪、被迫在殖民暴力中起身的原住民族。而今日,這首詩被統派團體置入「光復八十週年」的朗詩慶典裡,朗誦者卻是遷佔者、威權體系的後裔。這樣的畫面,幾乎是歷史的黑色幽默:一首反抗的詩,被權力者朗誦成愛國的頌歌。

台灣的歷史總是被任意改寫。詩歌原是血的證詞,如今被抹成紀念章的金邊。朗誦者說他在「緬懷」,卻沒有說他緬懷的是誰的死亡;他朗誦「南國」的悲哀,卻從不承認自己的站位其實是來自「北方」的繼承者。這不只是政治錯置,而是歷史的再殖民。當反抗的語言被收編成政權的語調,文學就不再是抵抗,而被裝飾成「統治者的哀傷」。

這讓人想起一個更深的問題:我們如何面對被權力改寫的語言?賴和的詩,原本是對殖民的反抗,為失語的民族呼喊;但蔣萬安朗誦時,那些字詞被挪用成另一種敘事 ─ 「被祖國重新接納的悲歌」。這種重新命名的手法,與殖民體制沒有本質差異。殖民不只是軍事與土地的佔領,更是語言與意義的奪取。誰有資格說「哀歌」,誰能定義「南國」,誰能以同情的姿態朗誦別人的苦難,這些問題比朗誦本身更殘酷。

在殖民與後殖民的歷史裡,權力者總愛重演受難的戲碼。因為受難的故事能淨化暴力的形象,能為支配塗上一層柔焦。當蔣萬安朗誦〈南國哀歌〉,他志不在修補歷史的裂縫,而是在利用那裂縫建構自身的「文化形象」 ─ 一個懂得哀悼的領袖,一個能朗誦、能「理解」痛苦的統治者。可是,從未經驗過失語與被壓迫的人,其唇舌不可能說出真正的理解。朗誦卻成為一種權力的再現:權力說「我懂你」,於是再度奪走歷史。

也因此,這場朗誦的荒謬不在於蔣萬安的政治立場,而在於我們的社會早已習慣讓文學成為權力的背景音。詩不再是一種不安,而是一種裝飾。它被安放在典禮、在光線恰好的舞台,被朗誦成文化的象徵、修辭的橋樑。人們拍手,不為理解,而為儀式完成。

我們曾相信詩能保存真實,如今它被保存於檔案與典禮,失去了尖銳與孤獨。〈南國哀歌〉不該被朗誦在任何慶典,因為那不是慶典的語言。那是山的哭聲、血的印記、殖民地的低語。它不屬於舞台,不屬於掌聲。當我們在掌聲中聽見那首詩,應該感到不安。那不安是歷史在提醒我們:哀歌從來不須被演出,它只須被傾聽。

台灣社會反覆陷入記憶的誤用,是因為我們尚未學會區分「紀念」與「反省」。紀念是一種控制,反省是一種讓渡。後者使沉默者被聽見,前者讓權力再度說話。蔣萬安的朗誦是紀念,不是反省;是控制,不是讓渡。當「光復」的名義再度壓過霧社的哀號,我們就知道,歷史沒有被修正,只是換了另一種口氣重複說謊。

詩歌的責任,不是讓權力顯得有文化,而是讓暴力不被遺忘。如果真要朗誦〈南國哀歌〉,應該在偏遠的山林、在沒有麥克風的地方、在仍被體制遺忘的語言之中。讓詩重回它的位置:不是國族的舞台,而是記憶的墓地。

那樣的朗誦,才不會是掠奪的延續,而是一次真正的傾聽。

(作者是詩人,自由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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