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敬富／成大政治系教授
二〇二五年八月底，印尼爆發了全國大規模的街頭社會運動。抗爭訴求從撤銷對國會議員的津貼，擴大成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改善勞工待遇、打擊和懲處官員等經濟平等與公平正義議題。抗爭地點也從首都雅加達，蔓延至包括泗水、萬隆、日惹、棉蘭等多地的暴力衝突。甚至也出現了地方議會大樓遭焚毀、官員宅邸被洗劫等情事。
雅加達示威蔓延印尼全國，多地議會大樓縱火。
（法新社檔案照）
關鍵導火線是一名年僅廿一歲的機車外送員阿梵（Affan Kurniawan），在雅加達街頭送餐途中經過抗議現場而慘遭警用裝甲車輾斃。網路上甚至流出車內有人說出：「直接撞就好」（tabrak aja）的影片。這場全國性抗爭，宛如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推翻蘇哈托（Muhammad Suharto）的動盪畫面再現。不同的是，這一次並非僅是單純的經濟崩盤，更是印尼社會長期積累的政治不信任與制度性失靈。
抗議事件源起於印尼國會議員的自肥舉措：在每個月一億印尼盾（約十九萬台幣；以下單位同）的薪資外，額外享有五千萬（約九萬五千台幣）的住房津貼、一千二百萬（約二萬三千台幣）的米糧津貼、七百萬（約一萬三千台幣）的燃油津貼等。各項補貼相當於雅加達人民最低薪資的二十倍，不禁令人咋舌。這對照疫後印尼社會的高失業率、不斷攀升的生活成本，凸顯政治菁英與平民百姓在所得上的巨大鴻溝，更成為腐敗且不負責任的時代印記。
事實上，印尼現任總統普拉伯沃（Prabowo Subianto）自二〇二四年十月上任以來，繼承了前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時代遺留下來的龐大財政赤字。而在今年二月的《二〇二五年第一號總統指令》中，他一方面大幅削減三〇六兆印尼盾的公共預算，另一方面也在三月修訂的《印尼國民軍法》（TNI Law）時，擴大軍隊在文官體系中的角色，讓蘇哈托威權時代軍人的「雙重角色」（Dwifungsi）教條再度復活。亦即軍隊除了傳統的防務外，也在政治上扮演主導性角色。這引發民間對印尼民主倒退的深切憂慮。
固然普拉伯沃也向兒童與孕婦提供免費營養餐的公共福利計畫，以解決學童營養不良與提升就學意願，但他更大幅提高國防預算（二〇二六年國防預算較二〇二五年預測將高出約卅七％），令政府財政尤顯捉襟見肘。於是，一些地方政府陸續調高土地、建築和各種稅賦，以填補財政缺口。如此一來，造成國內許多企業利潤大減，連帶產生大量失業。「黑暗印尼」（Indonesia Gelap）運動隨之興起，民眾抗議政府大減社福預算並以「安全主義」為名，大肆擴張軍權。
就在國會—人民協商會議（MPR）於八月十五日總統發表國情咨文閉幕後，不少議員們隨著國防大學學生演唱巴布亞民歌《薩喬喬》（Sajojo）時即興起舞。開心舞動的畫面，對映許多百姓正遭逢嚴峻的經濟困境，格外顯得反差、諷刺。從而在八月十七日印尼獨立八十週年國慶日的前夕，不少民眾到處升起日本動漫《航海王》（One Piece）的「草帽海賊團」旗幟，用以表達對當前民生困頓和國會菁英歡樂、貪婪特權的不滿，譏諷政府不以天下蒼生為念，不知民間疾苦。
在一場電視直播上，議員Deddy Sitorus在面對主持人提問：「你沒有看到國會議員所得到的，跟老百姓比起來有很明顯的差異嗎？」他鄙視地回答，「如果你把國會議員跟諸如三輪車司機或工人的老百姓比，那就是邏輯錯亂。」另外在面對民眾「解散國會」呼聲高漲時，議員Ahmad Sahroni則反批：「記下來，那些只敢喊『解散國會』的人，是全世界最愚蠢的人。」這類倨傲、輕蔑的發言，激怒了印尼群眾的憤慨。
作為印尼本土新創Gojek外送司機阿梵，他象徵著當地龐大底層的勞工們，勞權保障低，交通風險高，收入不穩定，債務常纏身。他的意外死亡，激起了群眾的同理心，也讓抗爭規模急遽擴大。從早期由「全印尼學生執行委員會」（BEM SI）等學生聯盟領導的抗議行動，演變成以學生、工人和普羅大眾的跨階層、結構鬆散之全國性抗爭運動。他們既要求警察總長為阿梵之死負起政治責任而下台，也呼籲要對警察系統進行制度性的改革，杜絕未來暴力執法、警政濫權和政府官員腐敗。
目前抗爭已大致平息，普拉伯沃總統一方面回應部分民意訴求，如撤銷國會議員的住房津貼、懲處一些發表不當言論的議員，以及補償罹難者家屬等措施，但另一方面他也以「叛國」、「恐怖主義」等嚴厲措辭，授權軍警強硬鎮壓示威群眾。這種「一手懷柔、一手鐵腕」的治理方式，正是蘇哈托時代威權統治的典型作法。
誠然，印尼自蘇哈托強人下台後，進入「改革時期」（reformasi），逐步建立了相對穩定的民主制度，但卻陷入有「程序民主」（薄弱民主，thin democracy），而少「實質民主」（厚實民主，thick democracy）的困境。政黨往往為金錢與恩庇侍從的網絡所宰制，選舉常淪為資源分配的工具，致使人民的投票未能真正轉化成政策回應。尤其是近十年來，無論是佐科威政府還是現任普拉伯沃總統，皆是透過「大聯合政府」吸納反對力量，政治菁英間的合縱連橫、共治妥協，逐漸固化成新型分贓體制，使得監督制衡與課責透明幾近消失。當他們彼此間的利益高度綁定，漠視人民的切實需求就極其自然，民眾的憤怒被迫蛻變成街頭的怒火。這正是對印尼當代代議政治失靈，民主赤字與經濟困境的現實寫照。
印尼作為東南亞最大的民主國家與全球第四大人口國，其政治發展不僅影響著區域，更有國際意涵。長期以來，印尼是東南亞民主的典範，更被廣泛視為伊斯蘭世界民主化的成功案例。然而，若當前危機最終演變成長期政治動盪，甚至倒退為威權統治，這無疑對東協區域民主發展帶來沉重的打擊，也可能助長區域內威權政體的正當性。
同時，印尼也是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除擁有充沛的能源、勞動力外，尚有豐富的戰略性礦產，如鎳、鈷、錫、鋁土礦等。一旦印尼陷入長期不穩定，不僅將削弱東協的集體行動力，尤其在面對南海爭端與大國博弈議題上。經濟下行與社會動盪更可能波及區域供應鏈，既衝擊外資信心，也對新能源產業鏈與區域經濟產生外溢的負面效應。
阿梵外送員意外身亡的悲劇，不僅是他個人、家庭的不幸，更是印尼當下經濟困境與民主赤字交織的制度性危機。印尼發展正處於關鍵的十字路口上，真正的挑戰不在於如何暫時平息街頭怒火，而在於能否重建制度性的監督、課責機制，縮小菁英與民眾的鴻溝，並進一步推動安全部門改革。否則，即使這場抗爭告一段落，未來仍可能以新的形式再度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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