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共和國》邱萬鈞／謹慎應對世界經濟秩序的重塑及變局

川普在二○二五年回鍋美國總統之後，在經濟方針上的大地震，已造成全球的規範、行為和制度激變。（法新社檔案照）

邱萬鈞／美國東北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川普在二○二五年回鍋美國總統之後，在經濟方針上的大地震，已造成全球的規範、行為和制度激變，維持將近四分之三世紀原有的世界經濟架構，在不到半年時間迅速崩解。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拆解美國戰後建立的世界秩序，非不可免的天災，竟是美國親自出手的政治選擇。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提供安全自由空中和海上的航行、財產權法律保障、國際貿易規則，且用價值穩定的美元及其資產，作為可靠的國際貿易和資本儲蓄媒介，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可視為全球經濟活動提供「保險」。而美國以世界警察之態，無償提供這些「公共財」，藉由領導各國、制定規則的能力，使美國資產以低風險最具全球投資吸引力，成為向國際參與者所收取的「保費收入」。這個系統的參加者，則得以大幅降低經濟不確定性的避險成本，讓各國更能心無旁騖的投入資源於利潤創造。而美國也從這個過程當中，享受國際資本流入的好處（當然也有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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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川普崛起之前，快速的全球化造成所得分配不均，經濟上生產外移造成勞工失業，加上文化上傳統價值遭遇一連串美名為「進步、多元」的挑戰，已形成美國內部一股憤怒壓力（其實世界各國也都有類似的狀況）。無助的社會底層求告無門，積怨的宣洩造就川普二○一六年奇蹟式的當選。在川普的第二任期開始之後，用人唯忠的哲學之下，看似權力幾不受控制。雖川普已自證其好高談闊論，加上大量使用行政命令左右情勢，但美國如此大國家的政策，很難瞬間大幅轉向。

川普政策上的特色，是將美國政府的角色，逐漸從保險提供者轉換為利潤分取者。但讓連較有受教育和歷史感的美國人，感覺都不認識這個國家的是，避險的保戶所要防範的威脅既來自外部全球環境，居然也來自美國這個保險商的坐地起價、片面且任意更改保單內容及理賠承諾。這些在現代美國治理前所未有行為，包括威脅阻止進入美國市場、以購買武器、能源和工業產品作為附帶條件、要求外國人對特定事項支付額外費用、向其他國家施壓要求放棄與中國商業活動作為附帶條件等。難怪彼德森經濟研究院（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院長普森（Adam Posen）博士以「後美國世界經濟時代」來形容這項巨變。

不過川普期待各國貿易行為改變的方向，恐會事與願違，尤其是美國的眾盟邦將深受其苦，迫使這些同病相憐的國家只好自尋高價的替代避險港口，反而美國最想改變的中國影響最小。在美元失去無風險資產地位之下，使得國際間價值儲存工具變得莫衷一是，加上美國帶動的風險增加全球經濟的不穩定，各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將更為困難。表面錯覺好像美國更有利，但實際上是殺雞取卵，自毀長城。

傳統上美國維持世界秩序雖付出了一些成本，但也從中獲得相當的經濟利益。雖然經濟分配不公仍然難免，但這個體系在消滅貧窮、經濟穩定、創新和成長創造各方多贏的局面，在不必頻繁使用武力的情況下，對相當數量投入其保護傘的國家政策保持了一定影響力；華盛頓可用低成本的軍事投資鞏固其霸權地位，維護地緣政治穩定，進而促進經濟發展。這系統足以維持，主要原因為國內兩黨的都深刻了解這種機制對美國國家利益的重要性，且讓大多數參與者順從規則並從中受益，終形成美國政府強大的公信力。

導致過去八十年經濟體制崩潰主要因素包括：中國的崛起及美國的應對失策，快速的自然環境變遷造成產業社會難以跟上變化、通訊技術的進步造成資訊氾濫。而美國選民對兩大黨建制派精英（Establishment），更是在一連串重大政策錯誤中流失信任進而轉向輕蔑和敵視：從九一一恐怖攻擊到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二○○八到十年金融危機、和COVID-19大流行。川普順勢而為，搭上這股不滿於現實的民粹浪潮而獲得權力。武器化政策並維持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完全不按牌理的運作，川普幾乎是盡可能不計手段「最短期內以少換多」為政策目標 。

川普牢牢控制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共和黨又占多數，在接下來至少一年半，過去降低國際經濟風險的種種機制的運作，恐難以順暢。而相當比例的美國貿易夥伴（兼戰略盟邦），不太可能會默默的接受美國單方面定義的「再平衡」，動搖美國所設立的或是工業標準、商業規範、外交關係、防衛同盟，或是過去與華府分享的重要國安相關決策。最重要的是，美國生活水準持續提升的基石，乃是靠保證國際局勢的安定，也將會隨之動搖，經濟情勢的改變會進而影響未來選舉的結果。包括台灣在內的多國企業，過去被國際經濟機制覆蓋的風險，可見得未來內，勢必得納入商業決策中內化到營運成本。

在美國長期主導的國際秩序下營運，企業可能已習慣了相對穩定的規則環境。現在必須面對殘酷的新現實，基於規則隨時可能改變的營運假設，培養快速應變能力，尤其更要注意地緣經濟風險對營運的影響。在台灣保留最關鍵的核心研發和最先進技術為基地，再於不同地緣政治陣營的國家，分散供應鏈風險，在成本收益尚可平衡的前提下，甚至於「狡兔多窟」擴張到數個小規模的據點。在過程中還可找尋低估的優質資產，或技術潛力，或整合製造資源，或新市場通路，創新企業價值。

思考如何以實力對應川普需求

川普主政將比季辛吉時代現實主義更為現實。他心目中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一切幾乎以對其自身政治利益、成為鎂光燈的焦點、和參與各方國際上實力作為決策依歸。傳統的民主人權價值的對外經貿方向，很難在他的主要考量當中。美國的主要經貿夥伴在這方面需思考如何以實力對應川普需求，探索與其「交易的藝術」（川普熱銷「名著」的書名），與美國離間脫鉤恐並非最適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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