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共和國》邱萬鈞／美國製造業迢迢復興之路(下)

川普政府透過加徵關稅、強化本土生產與資金回歸美國，試圖推動製造業回流。（歐新社檔案照）

邱萬鈞／美國東北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除勞力市場，另需增加近一．五兆美元製造業相關投資。美國國債餘額到二○二五年八月已逼近卅七兆美元的規模，財政狀況隨著川普政府針對富人與企業的減稅措施更加大。由於美國長期以來為國際資本帳凈流入國家，加上超額儲蓄在二○二四年中已使用殆盡，勢得仰賴國外直接投資挹注大量資本。這也解釋為何川普在與各國談判關稅協定時，毫無例外地挾帶需到美國進行大規模投資的條件 。

日趨嚴格的法規監理與高昂的法遵（compliance）成本，已成為美國工業發展的另一大障礙。根據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The U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二○二三年美國製造業為遵守聯邦健康安全、環境保護、稅務及國土安全等法規，總支出高達三五○○億美元，平均每名員工承擔二．九萬美元的合規負擔。由於法遵成本具有高度固定性，對中小企業形成不成比例的沉重負擔。員工數少於五十人的小型製造企業，人均法遵成本更飆至五萬美元，此金額足以在中國僱用兩名全職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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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成本結構分析，美國製造業人均創造廿二．八萬美元附加價值，但超過十二％被法遵成本侵蝕；若再加計約十萬美元的人均年薪，美國製造業的成本劣勢顯而易見。這種結構性成本差異不僅削弱了美國製造業的全球競爭力，更形成了企業規模越小、平均成本越高的陷阱，扼殺新創中小企業進入製造業市場，不利於產業多元化與發展。

川普經濟政策從二○二五年初以來的反覆不定，不確定性大增不僅使企業決策陷入困境，普徵關稅導致通膨壓力捲土重來及就業市場疲弱，連帶的增加了美國債務的風險與借貸成本。二○二五年四月的市場動盪，當時美債殖利率上升竟未能吸引資金流入美國市場，這種異常現象令人憂慮似暗示美國國債可能正在失去「無風險資產」的地位。由於美債殖利率作為全球資產訂價的基準，其上升將導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下跌，增加融資成本和債務負擔，不利於企業融資和經濟發展。加上高關稅必定打擊國際貿易活動與經濟動能，而當國際資本不再如過去般大量流入時，美國金融市場就可能面臨危機。由於貿易戰的擴大勢必削弱經濟成長，造成美元走弱，反而加大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可能性。

川普二．○關稅政策雖以促進製造業發展、為美國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為目標，但在實際執行中卻產生三重反噬效應，與政策初衷背道而馳。首先川普政府反覆無常的關稅措施已嚴重損害美國的國際商業信譽，引發貿易夥伴的報復性措施，為國際市場抵制，反削弱美國產品的全球競爭力。其次關稅推高美國製造業所需中間產品的進口成本，這些額外負擔轉嫁到最終產品價格上，美國製商品反而失去價格競爭力。最關鍵的是，新增貿易壁壘不僅毫無理由，破壞了美國與傳統盟友的互信基礎，降低了各國與美國深化經濟合作的意願。美國製造業復興絕非單打獨鬥可實現，供應鏈安全必須仰賴理念相近國家的協作。地緣經濟風險日益複雜之下，孤立主義的貿易政策，恐將使美國錯失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盟友，自困於戰略孤島。

由於中國崛起為世界製造業的領導者，讓美國已認知到中國利用美國市場獲取廉價的資本，推動中國的民用與軍事科技現代化，並回頭來鯨吞蠶食美國的全球利益，甚至威脅其生存。然衰退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畢竟中國也是數十年時間和努力，才取得現今製造業的領先地位。讓美國製造業恢復昔日執全球牛耳之地位，很難在短時內達成。建立產業聚落、完善基礎設施、及達到規模經濟，都需假以時日創造時勢，再透過創新和消費者慣性強化，絕非一蹴可及。

台灣對美磋商可行的著力點，在於當前地緣政治形勢下，針對美方製造業未通順之處，透過友岸外包確保供應鏈穩定，助美打破對中國貿易的依賴，或為台灣創造較有利的談判條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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