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外經濟形勢與地緣政治嚴峻之際，中國內部發展資源和動能枯竭下，一場激烈競逐的中國「經濟內戰」，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圖為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路透檔案照）
自二○一八年美中貿易戰啟動以來，中國經濟陷入了雙重戰場：一方面，是與美國日益激烈的貿易戰與科技脫鉤、在華外資大量撤離、新外資也不斷減少、供應鏈重組似已成新常態；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境內各省市間，為了爭奪有限經濟資源引發的惡性競爭，日趨惡化。在對外經濟形勢與地緣政治嚴峻之際，中國內部發展資源和動能枯竭下，一場激烈競逐的中國「經濟內戰」，正如火如荼地展開。
美中脫鉤已非假設，而從近期貿易數據與企業布局可見其具體實現。美國從關稅戰、科技禁運、教育脫鉤到資本撤出，全方位對中國構築起「川普式高牆」。根據中國官方外匯數據，二○二一至二○二四年間外資流入急劇下滑；從二○二一年約三千億美元（以下單位同），到二○二二年不足兩千億、二○二三年約為五百億，及至二○二四年不足兩百億。蘋果更多產品轉向印度生產、微軟或豐田等跨國企業紛紛裁員或撤資、輝達禁止高階晶片出口到中國、赴美的中國留學人數從高峰二○一九年的卅七萬，大降約四分之一至目前廿七萬餘人。
儘管中共官方辯稱外資大規模撤出並非事實，並以「數據上下波動是符合經濟學規律」、「一些沒有跟上中國市場變化的外資撤出了，更多技術含量高的外資進來了」等說法強力回擊。但殘酷的事實是，過去仰賴出口導向與外資推動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確實嚴重受阻。美中之間的戰略脫鉤雖沒有完全封鎖，但經貿、科技、金融等冷戰式競爭已成定局。當前中國已難以從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中獲益，畢竟華府對北京的經濟「外戰」，顯已帶給中國在資金、技術、人才與市場的巨大衝擊，迫使中共更為轉向內循環經濟，也為中國的經濟「內戰」拉開殘酷的序幕。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自二○○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中國透過低成本製造、全球供應鏈整合、優惠的地方政策扶持，大力發展區域經濟，構建世界工廠的亮麗角色。這種以出口創匯的發展模式，為地方政府和國家財政，注入穩定的財政收入、創造無數的就業機會，增進社會穩定與強化了共產政權的正當性。
然而美中貿易戰開打以來，此前外向型的發展模式卻正蛻變為中國地方間的資源戰爭。除東南沿海省市持續利用先發優勢，努力吸納外資企業外，內陸省份則試圖透過中央政府的補貼，甚至以不惜低價出讓土地、給予稅收返還、提供鉅額補貼等方式，搶企業、搶項目、搶投資機會。於是，各地高舉招商引資的大旗，建設各式各樣的產業園區，特別是標榜以「高質量發展」的「造芯潮」（半導體晶片廠）、新能源車、光電、人工智慧等產業類別，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結果，最終導致大量園區空置。
截至二○二四年底，全中國產業園區總數逾八萬家，預計在今年所有產業園區供應面積會突破六十二億平方公尺，其中更有卅％～五十％閒置率的「鬼」園區。究其原因，地方領導為求政績，爭搶中央有限資本的挹注，跟風盲目地開發高新技術園區。為求KPI績效達標，往往企業來時領補貼、租稅返還，一旦企業走時留下地方基礎設施開發成本與債務泡沫。這不但加劇早已產能過剩的情況，也進一步導致資源錯配與嚴重浪費，讓地方政府陷入「賺不到錢、收不回貸」的惡性循環。地方政府間內捲式競爭的零和博弈，其本質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內戰。
當招商模式越加低效、內外部發展資源枯竭、政府債務高築時，地方政府便難以再扮演公共服務者；他們甚至退化成為了自我生存的掠奪者、壓榨者。近年來層出不窮的「亂罰濫罰」、「刑化債務」與「遠洋捕撈」等現象，正凸顯中國地方財政捉襟見肘下，或是變相掠奪民間資源，抑或一邊撒錢招商，一邊偷挖鄰省市牆腳的「互害式招商」。
在亂罰濫罰上，地方政府將法律工具化，以公權力向民間攫取任何的財政養分。他們往往窮盡各種荒誕、離譜的懲罰手段，從百姓身上榨取罰款或沒入財產，以創造「非稅收入」，彌補地方低迷的財政。網上出現的經典荒誕案例如：自行車無牌上路罰款五十元（人民幣，下同）、後車廂放置六顆西瓜罰款二百元、賣菜賺廿一元遭罰十一萬元，皆能充盈早已虧空的地方財政。
在刑化債務上，地方政府因各項建設或「面子工程」等原因，在固有土地財政失靈下，無力償還拖欠民營企業家的債務下，轉以刑事或司法手段，威脅債權人化解債務。或是將他們以尋釁滋事，或是以非法集資等罪名，羅織入罪，施壓以圖減債甚至免債。這種現象在如貴州、雲南等財政赤字嚴重的地區尤顯突出。
在遠洋捕撈上，地方執法部門常帶有逐利動機的異地執法。因為跨省抓捕企業家或個人，不僅可以合法將凍結或沒收的財產返還到地方政府上，用以挹注當地窘迫的財政，也可以合規提成給辦案有功的公法檢單位和經辦人員。然而，這種遠洋捕撈往往使得如江蘇、浙江、廣東等富裕省份的企業成為地方公權力的重災區；他們被貧困地區掠奪式執法鎖定，進而影響被捕撈省份的稅收收入與就業機會。
在北京看來，解決之道似在重建計劃控制的「統一市場」。從二○二四年七月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強調「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再到同年八月開始施行中國第一部公平競爭審查的行政法規—《公平競爭審查條例》。中共中央正逐步收回地方的經濟自主權，名為促進市場公平競爭、優化營商環境，實為建設全中國的統一大市場，緊縮地方高度放權和各自為政的空間。中央不僅收回地方招商權限，更是限制地方政府與執法機關的自由裁量權。
這種強化對市場與政策的雙垂直控制，亟欲重新打造全國統一市場，彰顯了北京正收回且重構地方的經濟自主權，進一步邁向中央集權、全國統籌的政策導向路線。於是，當所有政策都需向上對齊，地方似難再有調整、創新的空間，中國恐將再回到一種「類計劃經濟」的高度管控狀態，讓毛時代「全國一盤棋」的國家資源分配機制，在習近平新時代，用另一種舉國體制的集權形式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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