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E-2K預警機服役年限將屆，台灣應該採購替代平台，以延續具備早期預警、指揮與管制功能的戰術作戰管理能力。（資料照）
◎韓儒伯（Rupert Hammond-Chambers）
在五月卅一日於新加坡舉行的年度亞太安全論壇「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中，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r Hegseth）指出：「…共產中國若試圖以武力征服台灣，將對印度─太平洋地區乃至全球帶來毀滅性後果。我們沒有理由粉飾太平。中國構成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赫格塞斯部長接著還進一步強調：「…這個威脅可能迫在眉睫。」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與台灣前總統馬英九任期結束後，美國和台灣政府一直致力於強化對防衛台灣的資源投入與應變效率，因為此事關係重大，已無轉圜餘地。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台灣的攻擊一旦成功，對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而言，都將構成攸關存亡的危機。
在整個川普總統的第一任期，以及現在第二任期的初始階段，他始終堅持要求美國的夥伴與盟邦，應該為自身防衛做出淨貢獻，而非成為美國軍事力量的淨消費者。這意味著各國需要提高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例，從而為各國的軍力現代化挹注資源，以應對其各自戰區的威脅─主要來自伊朗、俄羅斯與中國共產黨。
台灣前總統蔡英文在其八年任期內，推動國防預算成長近八十％，最高達到GDP的二．四％。現任總統賴清德也承諾將此比例推升至更高水準，預計在今年稍後提出一項國防採購特別預算，使台灣國防預算的GDP佔比突破三％。賴總統還強調，此為未來國防預算的「底線」而非「上限」，他領導的政府將以邁向GDP的五％為目標。
二○二六年至二○二九年的常態性國防預算，累計將達近八五○億至九○○億美元，其中約三○○億至三二○億美元將用於籌獲軍備。此外，賴總統承諾的國防採購特別預算，在未來四年將提撥近一八○億美元資金，屆時二○二六年至二○二九年的軍購總預算，可望達到近四八○億至五○○億美元，涵蓋國內外的國防採購項目。
台灣無可否認地正在提升戰備層級，以因應中共步步進逼的威脅。台灣不僅大幅增加可動用的資源，也順應美方要求，加強自我防衛的投入。然而，這些資金應該如何分配使用？
自二○二○年川普總統首屆任期最後一年起，貫穿拜登政府的四年任期，美國對台軍售的節奏都相當穩定。可是，軍售的內容卻頗為狹隘，幾乎完全聚焦於所謂的「不對稱作戰」，即對抗大規模登陸（D-Day）式入侵的作戰模式。儘管「不對稱」一詞帶有高度主觀性，但在此脈絡下，通常是指部署低成本、機動性高，以及分散各地的武器與系統，推廣以非傳統方式強化全島防禦。對於任何不符合此一定義的軍購要求，拜登政府態度冷淡。例如，二○二二年春季，拜登政府否決台灣採購M109自走砲、E-2D空中預警機與MH-60R反潛直升機的要求，也不支持台灣自行研發新式戰機，以汰換越戰時期的老舊F-5戰機，以及第一代自製防禦戰機（IDF）「經國號」的計畫。
如前所述，美國持續要求台灣以不對稱作戰方式，專注於應對以D-Day入侵為主軸的軍事攻擊，卻長期忽略台灣主權在「灰色地帶」行動、封鎖與海上隔離等威脅下，應該如何因應的重要性。而台灣之所以配合美方的要求，其實只是因為別無選擇。雖然拜登政府任內的對台軍售案在數量與金額上有所減少，但至少軍售頻率並未下降，只是多半聚焦於提供彈藥與既有裝備系統的維護。
未來幾週，川普政府與賴清德政府將舉行年度國防會談，雙方將針對未來四年的軍購規劃達成協議，使這筆逾四八○億美元的採購預算，得以按照雙方的共識加以分配。台灣將難以負擔如此龐大的經費，來投資於所謂的不對稱作戰平台與系統，但即使面對解放軍日益升高的封鎖演練、海警擴大侵擾與大規模灰色地帶施壓，美國對此議題的思維依然僵化，政策仍然缺乏彈性。
對所謂不對稱作戰方針的偏執，與美國長期以來對防衛台灣所奉行的「戰略模糊」政策並不相容。倘若美方持續因為台灣所需裝備不符合其狹隘定義而加以否決，同時又對在何處以及如何防衛台灣維持模糊立場，則台灣防禦體系的缺口將會日益擴大，即使尚未出現，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如果美國只選擇性地協助應對台灣面臨的部分威脅，卻忽略其他領域的挑戰，新的弱點勢必也將接踵浮現。
令人憂心的是，美國可能會要求台灣將絕大部分，甚至全部新增軍購預算，用於採購更多同類型的裝備，也就是所謂的不對稱作戰優先項目，例如既有裝備的後勤維護、國家先進地對空飛彈系統（NASAMS）、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HIMARS，海馬士）、岸防巡弋飛彈（CDCMs）與彈藥補充等。儘管這些領域都具有戰略價值，但在因應台灣面對的其他領域威脅時，例如封鎖、隔離與灰色地帶侵擾等，效用卻相當有限。海馬士系統無法突破封鎖，也無法遏阻灰色地帶施壓。五○○億美元更不可能全部用在採購彈藥和維護性支出。
為了有效運用未來四年的預算配置，美國和台灣應該拓寬視野，設法應對所有領域的挑戰。這些領域都應該獲得充分的資源支持。
第一，台灣需要加速國造艦艇的生產，以大幅提升領海的作戰能力。這意味著打造不同噸位的新型艦艇，包括能夠在水面與水下巡弋、獵殺中國海軍目標的較大型船艦。台灣擁有卓越的造船產業，完全有能力擴增艦隊規模，同時建造並整合美國和歐洲的子系統與彈藥，提供所需要的作戰能力。此外，台灣也應該提升反潛作戰（ASW）能力，打造真正有效的防禦戰力。此舉不僅有助於擴大本土國防產業，也可以和外國技術與平台整合接軌。
第二，台灣的海巡署雖然具備一定實力，但規模太小。強化與美國的聯合訓練雖然有所幫助，但整體合作計畫仍需擴大推進。雖然本土造船量能應該以海軍船艦為優先，但仍可預留部分產能用於建造新型海巡艦艇，尤其是中小型船廠。而且，美台雙方也可以認真評估，是否能夠將美國海岸防衛隊的部分船艦移交給台灣，以擴大海巡艦艇的規模。例如，美國現有大量「哨兵級」（Sentinel-class）巡邏艦，若能轉交台灣，將有助於海巡署加強近岸巡防，攔截日益頻繁逼近台灣沿岸的中國船隻。
第三，到了二○二七年，台灣將擁有印太地區最大規模的現代化F-16戰機機隊，這些戰機將在掌控空中優勢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不過，F-16戰機需要在灰色地帶行動或作戰空域中有效調度與運用。儘管有人質疑，台灣的F-16戰機可能會在開戰首日全數遭到摧毀，但這種說法難以令人信服。在強大壓力下，烏克蘭空軍迄今仍維持運作，美國自己的戰機也部署在日本、南韓，甚至關島的前線基地，顯示美國戰爭規劃者深信，這些戰機有能力在中國空軍與海軍的攻擊下存活。隨著E-2K預警機服役年限將屆，台灣應該採購替代平台，以延續具備早期預警、指揮與管制功能的戰術作戰管理能力。
第四，聯合生產與聯合研發應該成為擴展和深化美台國防產業合作的核心基礎，台灣參與「印太產業韌性夥伴計畫」（PIPIR）應該列為優先事項。這項倡議旨在透過擴大產能來強化國防產業基礎，並加速軍備交付，以因應中共日益升高的威脅。正如赫格塞斯部長五月卅一日所指出的，澳洲正在打造與海馬士系統相容的「導引多管火箭系統」（GMLRS）生產能力。隨著台灣擴大部署海馬士系統，勢必需要數量龐大的彈藥庫，建立本土生產能力將大有助益。這當然不是唯一選項，台灣原本就具備生產與整合許多全球最複雜商用技術的能力，理應也有相當實力投入所需國防產品的授權生產線，同時擴充合作夥伴與盟友的產能。
第五，對於太空系統的需求日益迫切。台灣在建構植基於太空的情報、監測與偵察（ISR）能力及安全通訊方面，採取的是拼裝式、零碎化的作法，對多項部隊現代化進程造成不利影響。儘管「星鏈」（Starlink）對烏克蘭的抗俄戰爭提供一大助力，但馬斯克（Elon Musk）對台灣主權的相關言論，以及特斯拉（Tesla）在中國的供應鏈布局，導致星鏈在台灣部署的前景變得複雜化。
第六，運輸能力。二○一○年，台灣為陸軍採購六十架「黑鷹」（Black Hawk）直升機，但其中十五架分配給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另外十五架交由空軍使用。事實上，陸軍的需求是一二○架黑鷹直升機。無論是用於災害救援還是戰時作戰，黑鷹直升機的數量都亟需大幅提升。此外，台灣也應該著手開發一套自主運輸載具系統，俾便在戰時為全島各地運送彈藥、補給與其他物資。由於目前缺乏國際主要廠商參與，這對台灣初具規模的無人機產業而言，將是一項重大發展契機。
川普政府已經釋出訊號，要求夥伴與盟友提高國防開支，台灣也已經做出正面回應。然而，問題在於美國是否會因為過於狹隘的威脅評估，而拒絕台灣的軍購需求，進而導致台灣無法達成GDP佔比突破三％以上的預算目標。如此一來，台灣不僅會愈來愈難抵擋解放軍對新興弱點領域的攻擊，另一方面也將因為國防預算未能突破GDP佔比三％的門檻，遭到美國的政治詰難。
但願情勢不會如此發展。
（作者韓儒伯為美台商業協會會長，同時也是華府智庫「2049計畫研究所」董事會成員、非營利組織「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成員。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