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敬富／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四月廿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中，罕見地以AI為研討專題。這不是一次性的政策宣示，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高層對未來AI高科技主導權的強烈政治企圖，也揭示了將AI納入國家安全、科技自主與全球影響力的總體戰略部署。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中，罕見地以AI為研討專題。這不是一次性的政策宣示，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高層對未來AI高科技主導權的強烈政治企圖。示意圖。 （路透檔案照）
習近平在此次學習的講話中，強調AI是大國競爭的戰略制高點，是「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策略性技術」。當前已轉化成全國政策動員與資源傾斜，意圖打造出一條能避開美國科技圍堵與封鎖、自立自強掌握AI與半導體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其背後深層的驅動力，乃是對內鞏固獨裁統治，實現數位極權；對外擴張國際話語權，重塑全球秩序的企圖和野心。
北京的人工智慧不同於矽谷企業的冒險與創新，它是黨國主導下的科技戰略競賽。以舉國體制之勢，將AI納入國家戰略核心，試圖實現「彎道超車」，躋身全球技術霸主。中共確立了「三步走」戰略：到二○二○年AI總體技術和應用與世界先進水準同步；到二○二五年達到世界領先水準；到二○三○年成為世界主要AI創新中心。
中國的AI政策布局呈現出一種雙軌並進的制度邏輯：一方面強調科技自主、產業升級與國際競爭力的建構，另一方面則深化數位治理工具的運用，以鞏固黨國體制下的社會控制與政治穩定。這種科技民族主義與數位專制主義的融合，反映出中國AI戰略的制度邏輯。
自美國對中國多家AI企業實施出口管制以來，北京提出二○二七年AI晶片全面國產化的目標，並對使用國產晶片的AI企業提供補貼與研發支持。這不僅是對美國和西方科技「卡脖子」的回應，更是舉國體制的產業動員模式。學術、資本、產業、人才無一不被納入此體制的戰略框架內。於是，創新的自由空間被高度政治化與官僚化，一切都要服膺於政治風向與意識形態。
畢竟，科技是共產國家國力的延伸與制度競爭的工具。在AI新時代，更須展現國家主導投資、政策協調綜合、資本與研發合流的綜合治理體系。當官媒頻發「晶片自主」、「算力自強」的激情口號，凸顯中國正進行一場自上而下、由黨國發起的政治科技工程，恰似走在一條意氣風發的AI強國之路上。然而其核心目標並非僅僅尋求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更意在鞏固極權統治與重塑國際秩序。
AI正協力中共實現有效社會治理，遂成「數位極權」下的全域感知、精準打擊和預防性控制的關鍵技術。這種AI治理新模式，不是因為技術進步帶來人類社會的更大解放，而是科技與國家暴力的巧妙聯姻，是一種以現代技術成就極權體制升級。
究其根本，中國的AI是權力邏輯下的政治產物。為了確保共黨政權生存，國家統治亟需能準確預測異議言論，即時維穩群體，全域監控社會。以「智慧政法」為例，北京早已將自然語言處理、視覺辨識與情感分析等技術，廣泛運用於公安系統之中，打造出一整套「情緒監控＋輿情分析＋預測性打擊」的綜合治理機制。而「天網工程」與「雪亮工程」，則是結合了百萬級攝影鏡頭與人臉辨識AI，精準識別特定族群與鎖定人物，交由地方公安進行「事前處理」，構成以AI為中樞，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全景式」統治機器。
再如「城市大腦」計畫，表面上是城市治理優化，實則在強化對人流、車流、資訊流的全方位掌控，並結合社會信用系統，對個人實施精準「事前懲罰」。在這種極權統治邏輯下，人工智慧被政治馴化成更好地為黨國服務：不僅成為鎮壓異議與監控民眾的高效能科技工具，也蛻變成黨國機器的一種「AI利維坦」（AI Leviathan），無堅不摧，無所不能。
近年來在大模型熱潮下，北京在「國產替代」、「自力更生」的指引中，大模型領域尤為強調「中國人自己的AI」。如華為、百度、阿里、商湯、智譜、百川、深度求索等科技巨頭，迅速推出其國產大模型，如盤古、文心一言、通義千問、悟道、DeepSeek-R1等生成式AI；既不斷強化本土技術話語，也抓緊數位內容主權。
然而，這股AI民族主義並非單純追求科技自信，而是構建一套與西方民主自由割裂的AI話語體系。在中國的語料訓練過程中，大量排除自由、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卻加入政治敏感詞過濾、意識形態引導等設計。易言之，這些AI不是相對中立客觀的對話者，而是背後隱含紅色價值的算法代理人。
這一整套「人工智慧中國化」，本質上是用算法強化極權體制，用模型服務獨裁統治，是中共打造一個與西方平行的AI治理體系。在《人工智能標準化白皮書》（二○二三年）中，載明要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工智能倫理規範」，並將保障國家安全與維護社會穩定作為AI核心目標之一。在紅色算法裡，中共不只想建立一個更「智慧」的專制國家，更盤算將中國式AI治理模式輸出至全球，重塑全球科技治理的新政治版圖。
中共語言模型作為一套民族成就的政治工程，無疑地要求堅持正確政治方向，體現黨國主流價值導向，實現所謂「大模型中國方案」；一方面延伸中共在全球戰略的話語權，另一方面也應用於AI時代的大外宣和對外輿論操作。
例如中國字節跳動、商湯科技、深度求索等AI公司，已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輸出其語言模型和相關AI服務，強調這些技術符合當地政治文化與支持社會穩定的特性。這是一種數位極權的技術輸出。它往往不是幫助這些國家提升數位治理能力，而是協助壓制異見、監控社交平台輿情、強化獨裁政府的政權合法性及生存能力，最終可能加速「數位鐵幕」的擴張，削弱自由社會的價值輸出空間與國際影響力，終至重塑全球秩序。
中國的「AI強國夢」絕非單純的科技現代化，而是中共政權出於維穩、強國與爭霸的全方位戰略布局。在國內，AI被政治馴化為加強數位極權與社會控制的利器；在國際，則藉由民族主義包裝成語言模型與「中國方案」的倫理規範，意在輸出一套與西方民主價值對立的數位治理模式。
中國或許雖能在短期內透過舉國體制彎道超車，但長遠而言，若缺乏開放、自由與多元的創新環境，其「AI強國夢」恐將陷入自我馴化的紅色算法循環，進而加劇全球數位冷戰的格局與民主科技秩序的裂解。這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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