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院會日前三讀通過「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增加教師節、台灣光復紀念日、行憲紀念日、小年夜，勞動節也改為全國放假。（資料照）
立法院通過修改《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新增五天國定假日，引發社會兩極反應。支持者認為，此舉有助降低我國偏長的勞動工時，保障勞工權益，讓人們有更多時間休息與陪伴家人，並促進國內旅遊及消費。另一方面，反對者指企業運營成本勢必增加，衝擊經濟，有些勞工擔心影響原有的彈性休假制度；且一如先前本屆國會通過的諸多法案，修法充滿政治算計，無視國家社會整體利益。
放假的天數多寡，牽涉層面廣泛，未必是「多多益善」，尤其以國定假日方式增加放假，形同透過政治力強迫經濟社會運作，雖可能帶來短期小確幸，長期卻衝擊台灣整體競爭力，更宜審慎。基本上，包括工時、休假等勞動法令，需有彈性且避免無視行業性質而強制一體施行，否則即使出自善意，結果也可能未必有利勞工，反而「愛之適足以害之」。德國等先進國家因而對調整或取消部分國定假日，辯論不斷。
從這一角度看，新增五天國定假日的修法，不但影響廣泛，尤其缺乏應有的公共辯論及說服，無怪乎引發極大爭議。
首先，這次修法的政治性超乎一切。它恢復「台灣光復」放假，增加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把原專屬勞工的五一勞動節改全民放假；且將二○一七年為修正《勞動基準法》，工時從兩週八十四小時改為每週四十小時，同時取消七天的國定假日部分恢復。居國會相對多數的政客，顯然試圖以增加國定假日的討好媚俗招數，打著「還假於民」旗號，企圖化解遭到「大罷免」的危機；傳出後續的廣發現金每人一萬元或「還錢於民」，也是出於這種盤算。
更嚴重而引發反彈的，是恢復「台灣光復」放假。戰後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蔣介石承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之命，派陳儀等代表盟國前來接受日軍投降，陳儀隨即移花接木，宣稱台灣重入中華民國版圖。這一把軍事接管轉為「光復」手法，在國際法不成立，美國戰後至今的官方立場是「台灣地位未定」。且「光復」之後，陳儀暴虐治理，貪婪腐敗，台灣從中國輸入惡性通貨膨脹，民不聊生導致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兩蔣獨裁統治其後繼之。尤有甚者，台灣人民自決的權利橫遭剝奪，至今對國名究竟是台灣還是中華民國，莫衷一是，且未能造就正常國家社會。從而，「光復」實為台灣戰後災難的開始，遺害至巨，立委反而要紀念放假，當然廣受訾議。
再就時機來看，增加國定假日也來得不是時候。台灣整體經濟產業目前正因應對等關稅、匯率激烈變動、產業供應鏈重整等外在變局挑戰，驟然再添加國定假日，對應變彈性及競爭力顯有負面效應。有如工商業者所指出，全國放假一天影響產值約三百億元，加班一天製造業成本多了五十七億元，且須隨之調整人力配置，期盼能有變形工時等彈性。這些衝擊，對勞力密集、正為缺工所苦的廣大中小企業影響尤大，修法通過前原應與公眾及工商團體充分徵詢溝通說明，卻都付諸闕如，以致招來譏評：反正成本又不是自己出的，立委諸公樂於慷他人之慨，「政客請客，業者買單」。
更凸顯這一屆國會的惡質，是增加國定假日的修法，討論溝通協商不足，程序不正義，表決程序不透明，過程粗暴草率，與先前所演出的國會奪權、毀憲亂政、憲政機關權力受侵蝕，憲法法庭被癱瘓，政府預算遭惡整刪凍…，如出一轍，政客胡搞瞎整再添一樁。
立法政治掛帥，短視近利，一意孤行，過程的缺失和醜態盡出，法案因而品質不堪，實可斷言。醫界因國定假日增加，壓縮開業天數，墊高成本，醞釀下修基層合理門診量，可能造成公眾就醫成本提高或機會減少等後果，即此一例。另外，勞動節全民放假，也招來反而不利勞工不請特休可洽公的便利；而增加教師節、原住民歲時祭儀放假，也招致其他職業、身分者厚彼薄此的批評。至於其對整體經濟社會的負面效應，顯然也非把政黨利益置於國家人民福祉之上的政客所在意。
惡質國會生態不容繼續，這正是近數月來感受國會亂象所帶來的國家社會危機，挺身而出，「大罷免」公民運動風起雲湧的主因，其間各地志工積極奮起、無私奉獻的感人作為不斷。必須強調，這一台灣人民奮起罷除惡劣政客的任務，隨著「大罷免」即將進入第三階段，挑戰更多，考驗更嚴厲，唯有再接再厲，才能眾志成城，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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