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共和國》黃宏吉／習近平訪問東南亞三國之戰略意圖

美中陷入關稅戰之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東南亞三國。圖為習近平（左）抵達柬埔寨金邊國際機場向人群致意。（歐新社）

黃宏吉／台灣智庫博士後研究員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前排左）訪越南，會見越共總書記蘇林（前排右）。（路透）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四月十四至十八日前往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進行國事訪問。習在首站越南與越共總書記蘇林（To Lam）舉行會談，會後發表「中越聯合聲明」，強調「中越命運共同體」、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提升戰略互信。習在馬來西亞與最高元首蘇丹依布拉欣（Sultan Ibrahim）與總理安華（Anwar Ibrahim）會談，主張全球南方加強合作，共同對抗外部脫鉤與關稅霸凌，抵制川普政府的「小院高牆」，同時加速簽署「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升級議定書」，構建區域共同利益共同體，並以制度合作代替競爭對抗，以「亞洲價值觀」重塑開放包容的區域秩序。習在柬埔寨與洪馬內首相（Hun Manet）會談時表示，堅決反對單邊霸凌行徑，堅決抵制集團對立和陣營對抗，呼籲加強在東協框架內的協調合作。

雖然中共對外宣稱，此次訪問早在川普總統四月二日宣佈對等關稅政策之前就已敲定，但是外界很難不將此次出訪與美中關稅戰連結。中國連續多年是越南第一大貿易夥伴，二○二四年雙邊貿易達到二六○○億美元，越南也是中國廠商洗產地的重要據點。中國是柬埔寨最大的貿易夥伴與主要投資國，中國成衣與製鞋出口廠商更集中柬埔寨，將產品大量銷往美國，因此越南和柬埔寨此次分別被美國課以四十六％和四十九％的關稅。相較之下，馬來西亞雖只被美國課徵廿四％的關稅，但也逐漸成為中國廠商洗產地的據點。更重要的是，馬來西亞是今年東南亞國協輪值主席國，越南和馬來西亞更是「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和東協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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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部分媒體揶揄此次出訪是中國式的抱團取暖，但是對中國而言，面對來勢洶洶的美國關稅衝擊，在中美硬對抗的短期格局難以改變之下，對外尋求結盟形成另一個戰略選項，其核心在於運用友好國家作為推動區域內、甚至區域間經貿合作的槓桿。因此，習近平此次出訪，除了經貿上的固樁之外，也有政治上的合縱意涵：越南和柬埔寨是傳統共黨兄弟，馬來西亞有利深化與東協結盟。此外，這次出訪也有結盟抗美的宣示意涵，在區域層次上，藉由所謂亞洲價值觀打造亞洲新秩序，在全球層次上，藉機塑造中國為經濟全球化與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的護衛者。

根據香港文匯網報導，習近平出訪前在越南人民報發表「志同道合攜手前行 繼往開來續寫新篇」專文，強調「貿易戰、關稅戰沒有贏家，保護主義沒有出路。要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維護開放合作的國際環境。」而在四月十七日會見柬埔寨人民黨主席、參議院主席洪森時，習更強調「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明多樣化的時代潮流不可阻擋，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不得人心，沒有國家願意退回到封閉的孤島，貿易戰破壞多邊貿易體制，衝擊世界經濟秩序。｣呼籲各國要團結起來，牢牢掌握國家安全和發展主導權。

在四月二日美國對等關稅宣布之後，雖然有許多國家積極表態與美國進行雙邊貿易談判，但是在檯面下的結盟動作不斷，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歐盟。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四月八日與中國總理李強通話，主張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建立全球貿易體系。馮德萊恩四月十日與紐西蘭總理盧克森（Christopher Luxon）通話，表達與CPTPP的合作意願。馮德萊恩四月十五日接著與新加坡總理黃循財（Lawrence Wong）通話，強調全球貿易體系「可預測性、透明性、公平性與開放性」的重要性，並再次表達歐盟與CPTPP加強合作的高度興趣，而黃循財剛在四月八日直言美國的對等關稅「不是對朋友應有的行為」（not actions by a friend）。

由此可見，套用學者Katharina L. Meissner在二○一九年的研究架構，未來的全球貿易談判架構可能包括三種主要類型：區域對區域（region-to-region）、區域對單一國家（region-to-single state）、國家對國家（state-to-state）。川普總統希望建立的是美國主導的「國家對國家」的談判架構，而與這個架構抗衡的主要有兩大架構：一是歐盟主導的「區域對區域」的談判架構，主要是歐盟對CPTPP（包括日本）、歐盟對東協；二是中國主導的「區域對單一國家」的談判架構，也就是歐盟對中國、CPTPP對中國、東協對中國等。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歐盟與中國結盟，形成「歐盟＋中國＋CPTPP＋東協」的談判區塊，將會打亂川普政府的全球貿易大棋局。然而，這樣的結盟難度極高，原因在於彼此的本位利益難以調和。對歐盟而言，重中之重在於維繫既有的全球貿易秩序與規則，而中國的國家補貼與低價傾銷，正是既有秩序與規則的破壞者。對中國而言，當務之急在於為過剩產能找到美國以外的傾銷市場，而這正是歐盟最忌憚的。除了經貿之外，歐盟與中國還有安全利益上的重大歧見衝突，尤其是在對俄關係方面。

另一方面，中國自身的經濟困境依舊難解，尤其是外資撤離與外商出走。在外資撤離方面，根據日本智庫「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Mitsui & Co. Global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今年二月的最新報告，中國的「外人直接投資」（FDI）已連續三年下滑，二○二四年更降至四十五億美元，是一九九一年以來的最低點。而在外商出走方面，根據華爾街日報今年二月十七日的報導，過去跨國公司的「中國加一」（China plus 1）戰略，也就是同時在中國與其他低成本國家建立製造基地，已遇上嚴重瓶頸，取而代之的是「全面逃離中國」（Anything But China）戰略，也就是加速將產能遷出中國，尤其是半導體產業。

雪上加霜的是，四月十五日美國商務部要求銷往中國的輝達（NVIDIA）H20晶片、超微（AMD）MI308晶片和同等晶片，必須獲得美國政府的出口許可。雖然輝達執行長黃仁勳在中共壓力下，於四月十七日訪問北京，並與主管經濟事務的副總理何立峰、以及DeepSeek創辦人梁文鋒會面，也難以解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困境。

在美國對等關稅的衝擊下，目前台灣政府的對策，主要集中在與美國的雙邊經貿談判方面。然而在此同時，也應留意歐盟以及其他主要貿易區塊、尤其是CPTPP與東協的動向，並及早擬定不同情境下的因應對策。除了降低在多邊經貿架構被邊緣化的風險之外，也可以進一步尋求在對外經貿談判上的合作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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