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宏仁
新台幣對美元匯率近日連續升值，引發對資本市場與出口競爭力的擔憂，有人甚至把當前情勢類比為一九八五年美國對日本主導的「廣場協議」重現。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看，如此比擬雖有其相似之處，但忽略台日兩國在經濟結構、政策回應與貨幣管制的本質差異。
一九八五年廣場協議是美國在全球貿易逆差壓力下，與西方主要盟國協調的集體貨幣干預機制，目的在刻意讓美元貶值、他國貨幣升值，以改善美國出口處境。當時日圓升值幅度達五十％，日本為了抵銷升值對出口產業的衝擊，採取大幅寬鬆貨幣政策與利率調降措施，導致資金氾濫、房地產與股市泡沫化，終至泡沫破滅，陷入「失落的卅年」。
相較之下，一九八七年當時的台灣中央銀行與行政部門採取一系列快速與穩健的政策組合。包括：未大幅調降利率、設立資本管制、限制房地產貸款用途、加強信貸管理，鼓勵產業資金外移、推動海外投資，有效緩解了國內資金壓力與投機性資產膨脹。
當前新台幣升值的成因，是否等同當年面對的「外來政治壓力」？依央行總裁楊金龍說法，這一輪升值並未出現美方施壓的情況，也無任何雙邊協議的框架，但有觀察到匯市出現熱錢流入、預期心理轉強與「匯市禿鷹」操作的跡象，屬於短期資金性質為主的投機行為，不等於國際貨幣戰爭的重演。
從中長期角度來看，我們仍須留意：美國若為了支持自身出口與製造業復興，而默許或推動美元長期貶值，則新台幣未來仍可能面臨結構性升值壓力。即使無明文協議，這種「非協議式壓力」仍會影響我國出口部門與資金市場。
在此情境下，我們可從歷史經驗獲得政策啟示，諸如一、強化資本市場監理機制：對短期投機資金與熱錢流動進行風險辨識。二、再啟資金國際化策略：提供企業海外布局與再投資誘因，分散國內資金壓力。三、推動綠色與高端科技轉型基金：讓外部資金流入轉化為長期研發投資，避免泡沫化。四、保持適度匯率管理彈性：在自由匯率制度下，維持央行干預空間，防止劇烈波動。
台灣經濟早已與一九八○年代不同，其產業體質、外匯儲備與全球價值鏈地位都更加成熟。只要政策回應理性穩健，社會大眾不必被「升值等於危機」的思維牽著走。
（作者是成大政治系教授、國策研究院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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