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嶼明
近期，台灣各地自發性抗議行動頻仍，無論是針對國民黨與中共重度曖昧的質疑，或對在野政治路線偏移的警覺，公民社會都展現出高度的自主動能與民主意識。這些行動皆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收場，未引發劇烈衝突，在平靜中完成一場場民主社會的「韌性演習」。
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容許抗爭，更需要這類機制作為民意壓力的釋放管道，關鍵在於是否具備充分的正當性，而這個條件從來是由公民握有話語權，而非由政黨自己說了算。從近期行動，我們看到群眾自主集結、自製標語、組織交通與秩序維持，再到結束後自發清理場地，這一切都不是政黨或政府安排的，而是台灣社會多年來民主教育與社會組織力的自然成果。
從戰略視角來看，這些看似與國防無關的和平抗爭，實則構成對抗極權干預的非對稱力量基礎。社會若能在和平時期展現出動員、協作、溝通與自制的能力，當外部威脅真正來臨時，這樣的社會就有能力持續運作，甚至成為一種基層抵抗的社會網絡。例如，通訊協調、物資分享、空間佈署、法律支援等，在抗爭期間的各種技能與經驗，其實都可以轉化為非常時期的基礎支援能力。
中國共產黨慣於將民眾抗議視為「被煽動」的結果，在其統治邏輯中難以理解「公民自主」這種底層力量。因此，當台灣民間一次又一次展現出不靠政黨、不靠金援、不靠外力即可動員成形的抗議行動，對中共而言是一種心理壓力：即使佔領政府、癱瘓軍隊，也難以「接管」這樣一個具有韌性的社會。
這也讓北京理解，真正的對手不僅是台灣的政府與軍隊，而是整個不服從極權、熟悉組織與協作的公民社會，台灣社會的這種「韌性能力」對中共就是一種威懾。
和平從來不是靠屈服與談判而能換來，而是要讓對手知道「代價高到付不起」而縮手。台灣每一場公民和平抗爭，都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民主演練，是未來一旦非常時期時的能量儲備。民主的存續，是靠社會在面對壓力與挑戰時，能展現出內部秩序、自主意志與集體抗壓力。我們準備保衛和平，而民間自發抗爭就是準備的開始。
（作者是開業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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